在自然界中,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并不多见,这种制度依很多动物的本能来看似乎显得有点奇怪,比如说,雄性精子数量极多,而且很快便能生成,将如此之多的资源浪费在一个雌性身上,是不是有点浪费?
事实上,只有少数哺乳动物实行“一夫一妻制”,比如河狸;也有一些鸟类实行“一夫一妻制”,比如黄眼企鹅。不过,民间传言里被奉为忠贞典范的鸳鸯,其实反倒是不折不扣的“花心大萝卜”。
人类的情形又是如何?自从进入文明时代,虽然有一些地方和民族仍实行“一夫多妻制”,但“一夫一妻制”还是当仁不让地占据了主流,许多国家甚至采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这种婚姻制度。
那么,“一夫一妻制”由何而来?文明社会为什么普遍将这种制度奉为圭臬?
2013年,《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杀婴风险”(幼仔可能会被其他非亲成年个体杀死)或许是促使“一夫一妻制”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同年,针对同一个话题,另一项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研究结果则强调:对于某些动物而言,实行“一夫一妻制”可能是因为雌性分得太开太散,雄性只得厮守一个以击败同类的竞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Chris T. Bauch及其拍档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Richard McElreath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见解:在人类社会中,催生“一夫一妻制”的可能原因竟然是——防!止!性!病!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利用计算机模型,这两位思路颇有点“另类”的科学家深入探究了人类社会群体大小与性传播疾病(STI)之间的关系。根据其分析结果,当人类尚处在原始狩猎—采集阶段时,常常是由较少的男性占据交配权,基于各种原因此时社会群体规模一般不大,即使暴发性病,也很难大规模扩散。然而,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人口规模迅速膨胀,此时对于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群体而言,如果感染性病就有可能导致疾病迅速传播,且常常伴随着不孕不育的恶果,于是“一夫一妻制”便成了非常现实的选择。就这样,性传播疾病便逐渐成为人类社会走向“一夫一妻制”的强大驱动因素。 根据Chris T. Bauch和Richard McElreath的分析,随着社会群体变大,性病便易于大规模流行,从而推动“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优势(图片来源: Nature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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