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4000万善款都来自哪里？

    4000万，让一位隐居幕后的前国家总理再次跃居前台。
昨天，“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发布，前国家总理朱镕基二度上榜。2013年，朱镕基首次登上这个捐赠百杰榜，当时他是榜单上唯一一位非企业家。
    2013加上2014，两年的时间，这位前国家总理向社会共捐赠了4000万元。
对于富豪来说，4000万并不是大数目；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却是天文数字。那对于曾经担任过一国总理的朱镕基，4000万又意味着什么呢？
   i看见（微信号ikanjian）来斗胆猜测一下朱镕基卸任总理后的收入来源，看看这捐赠的4000到底来自哪里？
首先来说工资。
朱镕基是前国家总理，总理在任和卸任后，各拿多少工资，这可能是个秘密，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
    但是2011年6月24日，《南方周末》引用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讲话称，构成中央领导部门的政治局委员的月薪为11000元人民币。
    俞正声说这话的时候是2011年6月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会上发表演说时说的。他说，“不高也不低，比韩正市长稍低些。”俞正声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按照俞正声的说法，政治局委员的工资是1万1千元。
相同的比较还有2007年底，在中国国际商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吴仪发表演说时说：“我现在每年所有收入12万元人民币，这还包括保姆费。我相信你们都比我拿得多。”当时吴仪是国务院副总理，按照她的说法，其工资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相当，都是近每月1万元。而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自己1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万。如果交掉税，到手上的不超过1万。李荣融是正部级领导，与当时的吴仪和俞正声相比，级别相差一级，工资上相差无几。
  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对比参考，朱镕基是国家总理，政治局常委，级别再上一级，工资相应地上调一点。所以i看见（微信号ikanjian）推测，朱镕基在任国家总理时，其工资大约在1万5左右。1万5是在任时的工资数额，那么朱镕基卸任总理后，工资又是多少呢？我们无法推算。即使是卸任和在任时工资一样，都是1万5，那么，朱镕基捐赠的4000万，如果全部靠工资所得，不吃不喝也得至少需要222年多。显然，这4000万的捐赠绝不是靠朱镕基的工资所承担的起。那么，这一大笔钱到底来自哪里呢？
    国外元首有卸任后到处演讲吸金的惯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从2001年1月卸任，到2013年1月，13年在全球共做了542次演讲，总收入为1.049亿美元。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2008年时单场演讲出场费税后达10万欧元。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还出书、写专栏，拍广告，为动画片配音等等，赚钱手法五花八门。
    当然，这是国外的元首，国情不同，无法相比。何况朱镕基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提出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退休后，朱镕基更是严守这五条戒律，反对别人为自己树碑立传。深居简出，低调异常。
所以，靠演讲、题字、剪彩、受礼等来赚钱，在朱镕基这里无路可走，4000万也不可能出自这里。
     实际上，朱镕基卸任后，过得是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读书、写书法、唱京剧、拉胡琴，悠然如邻家大伯。但是，朱镕基勤于笔耕，从2009年开始，共出版了3本著作，也正是这3本书，成就了4000万善款，助他两次登上了捐赠百杰榜。有人可能要问了，出版3本书，能赚4000万？作为普通人，这个稿费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朱镕基是前国家总理，其出版的书籍所含的价值，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比的。
     2009年8月《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发售第一天，便登上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首位，到2013年8月，仅4年的时间，销售上百万册，这还仅仅只是中文版，再加上2011年出版的英文版，繁体字版，总销售量估计快接近200万册。
韩寒2000年出版的《三重门》，销量也是200多万册，是近20年来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但是韩寒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而相同的200万册销量，朱镕基只用了短短4年，可见这本书的火爆程度。
2011年9月，朱镕基的第二本书《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首印50万套，后加印数十次。后经统计，共发行130万套，销售总码洋超过3亿元。按照10%的版税标准计算，朱镕基出书所获得版税共计四千多万元。所以，捐赠的4000万全部来自出版书籍所得。也就是说，朱镕基将这3本书的稿费全部捐赠了，没留下一分。
     其实早在2009年9月《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出版后，朱镕基就已表示：自己不拿一分钱，把所有稿费全部捐赠。
如今，他说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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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总理的榜样，也是国家的好总理。

好总理，可惜只当了一届。

对公务员高薪养廉，事业单位一年涨三次工资，企业职工下岗减员，多少工人阶级现在还在骂，都是这位大哥搞得，坑了多少中国老百姓，作为企业的职工，恨他的人多，爱他的人可能只有一些高官了，楼上给这位唱赞歌，处在什么立场？:lol:

本人就是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当政时从中石化买断工龄自谋职业，很多人在骂他，事业单位的人说他好的多，我觉得这总理不怎么样。

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每一次改革都有人想停止改革、阻碍改革、固守特权造成。要消除丑恶现象，必须根治腐败和权力滥用。

好人难做！
好总理更难做！
朱总任期虽短，但已经名垂史册！
为有这样一位总理骄傲。。。。

在中国搞不搞私有化这个问题上，朱老板的表现，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难圆其说。一方面，他经常声明，中国决不搞私有化，他也不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搞私有化。《真理的追求》杂志2001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文章，作者是九届政协委员喻权域。李鹏看了很欣赏，还批了几句话，说是“针砭时弊”。朱老板也很欣赏，2001年他在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很生气地说：不是有句“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话吗？这句老话可以改一个字，叫它：“崽送爷田不心疼！”接着他对一些地方有关国企改革的说法和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中央说，国企改革“有进有退”，现在一些地方被引用为“国退民进”，“国企要全面退出，而且要限期完成”。怎么退呀？过去一屁股债，退给私人老板？冲销国家损失？私营企业主不会去养国企工人的，他要的是国企这块地！长春把拖拉机厂卖了，还要政府来擦屁股。他在这次讲话中还怒气冲冲地点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原山东省诸城市委书记陈光（这个人以卖国企闻名全国，绰号叫陈卖光，后来，因卖国企出政绩，而升迁到荷泽任市长，到菏泽又把卖国企发展为送国企，绰号又变成陈送光 ——笔者注）。朱老板说：“有个陈某人，够狂的，他说，‘有人三年前提出国企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狗屁！他是说我呢，这话是我说的，我还没死呢！完全违背十五大精神！”朱老板说：“总而言之，不能刮风，不要以为把国企送给私企就能办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陈卖光的诸城改革，恰恰是国务院的试点单位！另据笔者所知，朱老板确实提出过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的意见，当时好像有些阻力，北京某一大报就硬是压了一段时间不发表，后来终于发表了，标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但是，又遭到某些媒体的非议。有一家报纸就公开与朱老板唱对台戏，说什么：国企可以出售，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一卖了之”没有错，卖了“不了之”怎么行呢？结果，朱老板的话，屁事儿没顶！卖国企、送国企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并且还不断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到了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央又发出新的号令，要求全国上下齐心合力“攻坚”，所攻的“坚”就是国企！各地闻风而动，积极响应。海南省委书记杜清林一马当先，率先提出：我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属性，只求作用”（见2000年8月28日《报刊文摘》）。副总理李岚清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有企业归谁所有无所谓，只要向政府纳税就行。

　　据 2月23日《文汇报》报道，2001年私营企业已有203万户，投资者461万人，雇工2253万人，与解放初期的私营企业9.1万户，投资者21 万人，雇工241万相比，都要多到10倍以上。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私有”不仅“化”了，还形成一个靠掠夺起家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这个新生资产阶级还在共产党内！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于去年底搞了一次专题调查，在203户私营企业主中，29.9%是中共党员，另有11.1%在“七.一”讲话的鼓励下，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见2003年3月5日《报刊文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看来是被毛主席言中了，如果说文革时许多人还有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已经验证是千真万确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这么严重的问题，朱老板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吗？不是。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有一次朱老板与丁关根一起议论国企改革宣传问题，丁关根说，现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有点像瓜分国企。朱老板说，我也有同感。朱老板是坚决反对卖国企、送国企的，他似乎认为这样做就是私有化。然而，他又说过另外一些令人生疑的话，例如，2001年他和老布什的一次有趣的对话，大家还记忆犹新吧？老布什认为我们搞的是私有化，朱老板说，你们叫私有化，我们叫股份制，只是说法不一样。2000年8月14日《报刊文摘》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企私有化，而是实行股份制，或是公有制》为题披露朱老板这样一段话：经济改革首先是国企改革，先是设法使今年无赤字，三年脱困。当然，彻底改革还有待时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股份制，或是说公有制。所谓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说，这是根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国营企业改为私有化，结果几乎完全倒闭的惨痛教训得出来的经验。故而我们实行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早在1996年，朱当副总理时，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大意是：国有企业改革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实行私有化，然后大量破产、兼并、裁员，这是东德的做法，见效较快，这个办法是私有化，我们决对不搞，而且我们也搞不起。另一种是用温和的办法，根据我们力量和可能，逐步实行调整、兼并、减人增效，实在救不活的只有破产，这样步子虽然慢一些，但比较稳。（见1996年2月29日《报刊文摘》）他的这些话听起来，很是令人费解：国企卖给少数人是私有化，而卖给多数人（国企产权变成股票上市大家来买）就不是私有化。他所主张的“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认为，在私有化问题上，我们与东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大量破产 ”、“见效较快”的办法；我们是“慢一些，但比较稳”的办法。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感到朱老板所说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是站不住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常识来认识，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这是没有什么可含糊的。

　　朱老板在这个问题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表现，使人们感到很奇怪：按理说，作为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本不应该糊涂到这种地步的，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