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功勋

苦撑危局：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冰点”时刻
1967年的夏季，新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苦撑危局，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都是不可想像的。

　　“胞波”情谊被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康生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涉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缅甸总理奈温后来在会见周总理时说，他也曾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他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拒绝了，原因是依据他本人掌握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当时受到两次冲击，表明中国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再就是外电传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时，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奈温还说，1959年到1962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他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苦撑危局耗尽心血

　　1967年，在极左思潮四面出击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周恩来对极左思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和斗争也远不止上述事实。如：

　　———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周恩来一直压着有关部门建议撤销中国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处的报告，没有批准。1970年，意大利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对突尼斯的关系上，周恩来曾多次批评有关部门的极左做法，并请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向突尼斯总统进行解释，还亲自接见突尼斯记者，使中国与突尼斯在1971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尽管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已公开化，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余地。1967年11月7日，周恩来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一次，造反派煽动10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区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从1968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一些不正常状态。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此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也多次坦率地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宣传我国正确的外交政策。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周恩来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从而消除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会和怀疑，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外交又重新走向复苏和崛起。（摘自《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日前，老记者、作家兼经济学家邓加荣出版了“经济学家三人传”：《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登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这三位传主，终生从事庞杂琐碎的经济工作，在10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的排列组合中研究国计民生。这三本传记，用历史，用细节，告诉人们什么是经济学家的良心。

马寅初：年近八十也要单身匹马，直至战死以维护学术尊严
被称为经济学界泰斗的马寅初，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之际，不畏重重艰险，四处演讲报告，疾呼对发国难财者征收战争临时财产税，最后惹恼了蒋介石，将他关进上饶集中营。但他依然铁骨铮铮，继续勉励自己做一个敢言敢怒的人。
有人在马寅初的六十寿庆会上盛赞：“民国以来的监察院，也算是言官衙门了，可是却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言官的嘴巴给堵住，只顾了吃饭，就顾不上说话了。马先生不是言官，可是他那张嘴巴实在令人钦佩。因为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一定要说话的。”
解放后，因为担忧人口增长过快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寅初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新人口论》，却因此引来祸害。全国上上下下批判文章蜂拥而来。他不气馁，抱着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细心阅读那些文章。对于那些只会用帽子压人、不讲科学、不讲道理的文章，他不顾一切地挺身反驳、据理力争。
有人劝他低头认个错，他却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性说服的那批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孙冶方：我不是气象学家！风声？从没研究过那玩意儿
孙冶方是另外一位用生命来维护学术尊严的经济学家。在那个不讲经济效益的年代里，孙冶方逆潮流地大讲特讲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讲特讲利润和价值规律，因此被批斗。有人劝他：“外面风声很紧，你就不要再讲了！”他一甩袖子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风声？对不起，从没研究过那玩意儿！”
1965年，孙冶方被定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京郊进行改造。“文革”期间，他被投入监狱中。狱中没有纸笔，完全靠打腹稿的形式，写下一部30余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这本书，因为草稿丢失前后共写了85遍。
孙冶方出狱时，外面还是阴霾满天，他一上车就对接他的人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对于我所坚持的学术观点，一个也不改变。”
孙冶方身患绝症，当养女告诉他来日无多时，心境依然像夏夜的湖水一般平静。在他的心脏还能跳动的最后几天里，他依然写成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胡耀邦、陈云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看过后都说写得好，纷纷打电话表示祝贺。

南汉宸：一次一次的破冰之行
南汉宸既是一位经济学理论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1940年底，国民党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粒粮食，一两棉花、一块布头也不准运进边区来。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深夜把南汉宸找到他的窑洞，让他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南汉宸，费尽千辛万苦，打破国民党的封锁禁运，为边区的5万多名干部和战士，解决了穿衣吃饭的问题。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操纵联合国对我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南汉宸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其间他巧妙地与西方经济界人士洽谈经济贸易合作，终于打破坚冰，与日本、英国和西欧等一些国家签订了第一批外贸合同。
在几十年的革命风雨中，南汉宸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机智，多次从艰难的险境中绝处逢生。他曾经从狱中机智地救出刘志丹和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等人。在西安事变中，他以杨虎城的前任秘书长身份，为党作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贡献。
南汉宸是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他创立了我们的国家银行，发行了全国统一流通的人民币。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还多次平息了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查抄证券大楼，平息了银元炒卖风潮；巧设奇谋于粮食、纱布市场，打退奸商的囤积居奇，平稳了物价，彻底根治国民党留下的20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
仅仅为了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那6个字，南汉宸不知费尽多少心血。朱德第一次听到我们的银行要叫“中国人民银行”时兴奋不已：“人民银行这个名字起得好！起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永远为中国人民服务的。”

蔡申熙（1905——1932）
　　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gcd。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zg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zg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一军合并组建红四军，相继担任第十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率二十五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二十六岁。

段德昌（1904——1933）

　　字裕厚，湖南省南县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gcd，同年秋，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转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公安县年关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湖区、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一套水上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先后担任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总队参谋长、鄂西独立师师长、红六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1934年5月1日，在湖北巴东金果坪被错杀，年仅二十九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享受第一号烈士证的一位。

方志敏（1899——1935）

　　江西弋阳人，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2月当选为江西省农协委员长，主持省农协全面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潜回家乡，与黄道、邵式平发动了弋横农民暴动，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此后历任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主席、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zg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率部返回闽浙赣途中在怀玉山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著名篇章，同年8月慷慨就义，终年三十六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惟一被俘后牺牲的一位。

黄公略

　　原名黄汉魂，字家杞，湖南湘乡县人。1916年到湘军当兵， 1926年年底考入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此后历任红五军第四团党代表、湘鄂赣边境支队支队长、红五军副军长、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率部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辉煌战果。1931年9月，在行军转移途中，为掩护部队遭敌机弹袭，不幸牺牲，年仅三十三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牺牲最早、出现在毛泽东诗词中最多的一位。

　　他曾经声名显赫，与林彪、伍中豪并称“朱毛”麾下的“三骁将”。后来，他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齐名，国民党、蒋介石经常用“朱、毛、彭、黄”来指代中央红军。

彭雪枫（1907——1944）

　　原名彭修道，河南镇平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大革命时期投身五卅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调到红军部队，历任红三军团师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委、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四师师长。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与日伪军作战胜利后，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殉国。年仅三十七岁。

　　彭雪枫智勇双全，善于创造奇迹。在乐安，他月下追“叛军”，单枪匹马地带回被师长裹胁叛逃的部队，毛泽东亲自给“虎胆英雄”授勋。请缨豫皖苏，他与三百七十三名壮士出征，六个月壮大到近二万人。捷报送至中央时，首长们谁也不信，以为他多写了两个零。先是批评，后是赞叹，全军为之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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