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背后的伟大母亲

两百年前，拿破仑有一次在与贡庞夫人交谈时问道：“传统的教育体制似乎一无是处，为了使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缺少什么呢？”“母亲。”贡庞夫人的回答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不错！”他说，“在这一词里包含着一种教育体制。那么请您费心，务必要培养出知道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母亲。”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善良、勤劳和乐观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的圣堂与成长的源泉。

克林顿的母亲弗吉妮亚用这样的话总结了她的生活史：“我不是一个为了规则而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儿子继承了母亲的这种态度。弗吉妮亚宣扬“一切为了开心”，她是一个不现实的乐观主义者，她战胜了大多数妇女一辈子也遇不到的那么多不幸：亲人的惨死，丈夫的虐待，一个儿子的锒铛入狱，但还有一样东西她没法战胜，那就是乳癌。
弗吉妮亚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却还保持着逍遥自在、不受约束的性格，除了因为她自己永远不为可能会发生的事忧虑外，她还有一套对付糟糕事情发生的办法：“在我的头脑里，我构造了一个密封的盒子。我把我愿意想到的东西放在那里面，其他的东西放在外面。盒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爱、友谊和乐观，外面是消极的、悲观的东西，还有对我以及我所有的东西的批评。”
弗吉妮亚把她的“密封盒子”理论传给了她的儿子，使他能把自己的生活分解到一种让身边的人震惊的程度。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漫长的一年中，克林顿遭到众议院的弹劾和参议院的审讯，然而，他能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摆脱那些针对他的责难。克林顿同母亲一样，不必考虑“任何对我及对我所有的东西的批评”；同母亲一直所做的一样，他从不表现出自己的羞辱感；他和母亲一样在心里否定不愉快的事实，会把危害自己身份的事件锁在“密封盒子”的外面。

韦尔奇从小就口吃，而且似乎很难矫正，有时候因为口吃引来不少笑话，这让韦尔奇难堪不已。他在自传中曾写道：“在大学里的星期五，天主教徒是不准吃肉的，所以我经常点一份烤面包夹金枪鱼。不可避免地，女服务员准会给我端来双份而不是一份三明治，因为她听我说的是‘两份金枪鱼三明治’(tu-tuna sandwich?鄄es听起来像two-tuna sandwiches)。” 一度，过度自卑让韦尔奇萎靡不振。
针对韦尔奇的这一弱点，母亲总是为他找一些完美的理由。她会对韦尔奇说：“这并不是什么缺陷，只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样聪明的脑袋瓜，别急，慢慢来！让我们一起努力。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嘴巴说的和你心里想的会一样快。”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对自己的口吃有过丝毫的忧虑。我充分相信母亲对我说的话：我的大脑比我的嘴转得快。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人，但是她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韦尔奇每每想起母亲，总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

拿破仑·希尔还是小孩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有一天，他的父亲宣布他即将再婚，拿破仑·希尔很担心，因为他不知道继母是哪一种人。当时他本人认为即将到来的新母亲是不会给他一点同情心的。
当这位陌生的妇女进入拿破仑·希尔家的那一天，她走遍每一个房间，很高兴地问候家里的每一个人。当她走到拿破仑·希尔面前的时候，拿破仑·希尔直立着，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凝视着她，没有丝毫欢迎的表情。拿破仑·希尔的父亲对她说：“这就是拿破仑，是希尔兄弟中最坏的一个。”
拿破仑·希尔绝不会忘记他的继母是怎样对待父亲这句话的。她把她的双手放在他的两肩上，两眼闪耀着光辉，直盯着他的眼，这使拿破仑·希尔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有一个亲爱的人。她说：“这是最坏的孩子吗？完全不是。他恰好是这些孩子中最伶俐的一个，而我们所要做的一切，无非是把他所具有的伶俐品质发挥出来。”

默多克的母亲伊丽莎白对自己的孩子很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厉，她为孩子们制定了较高的标准，并要求他们努力达到她的要求。在一些人看来，孩子们还太小，做母亲的对孩子要求不能太苛刻，需要降低一些标准，使其符合小孩的特点。而伊丽莎白不同意这种意见，在教育孩子方面，她有自己的一套。伊丽莎白很少亲近、迁就孩子们，她每次都监督孩子们做祷告，去教堂做礼拜；她经常带孩子们整修花园，打扫自己的房间，并让孩子们亲自动手照顾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她要培养他们拥有良好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她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劳动种类和方式，然后计件从她这儿领取相应的报酬。“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可能全都认为我是一个旧式的、残忍的母亲。”她说，“但我认为他们现在能真正体会那样做的好处。”
默多克成功后谈起母亲对他的影响时，他说：“是的，我想她的严格要求使我懂得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财富要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去完成。”
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的事情，关键在于怎样教育他们……”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日，蓝优妹由于经常赤脚下田，双脚生了冻疮，并裂开一个个露出红肉的口子，再赤脚下田的时候，痛得钻心。如果用胶布贴上伤口，下田时一沾水就会掉，而且她也舍不得花钱买胶布，但她想到第二天还得下田，如果不处理，裂口会越来越宽，于是就决定用铁针和棉线来缝合它。她将双脚泡进热水里，等裂口上的皮肤泡软之后，再咬着牙一针一线地将裂口缝起来，每缝一针，鲜血直流，小宪梓在一旁看得眼泪直流，蓝优妹忍痛安慰儿子；“傻孩子，不缝好怎么办呢，裂口会更大更痛的，没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幕永远铭刻在曾宪梓的心里，每当他在困难面前感到疲惫烦乱之时，他便会以此来鞭策自己：母亲连那样深痛的苦难都挺过去了，忍过去了，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过，什么艰苦不能忍呢！

“妈妈能吃苦这个特点，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在香港的富豪里面，我想我的出身是最苦的。这些年来我没有一天假期，在妈妈身上我看到中国人是最能吃苦的民族……”每每说到母亲，霍英东总是感慨万千。他在“妈妈”这个词的发音上，尾音会拖得很长，总带有一点童稚的味道。“我的妈妈很伟大！”这句话，他很多次地对别人说起。

1911年初，小县城常德也酝酿着革命风暴。在几个从日本学习法政回国的年轻人的倡导下，新成立的常德女子师范开学了。30岁的守寡母亲蒋胜眉毅然上了师范班，并让6岁的丁玲上幼稚班。母女同校念书，在当地一时成了美谈。
后来丁玲回忆说：“那时我随着守寡的母亲在这里，30岁的母亲在师范班，六岁的我在幼稚班。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县城。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亲穿得很素净，一件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百褶绸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态，很使我感到骄傲呢……母亲在家里灯下攻读，在学校还广结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