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信仰不是用来救国，而是用来救人的

凤凰网做了一个有关信仰的专题，约我写两句。圣诞节前夕，网络上对“中国人到底信仰什么”这个话题炒得如火如荼，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圣诞节就是西方人展示信仰的节日，而我们呢？人无信仰不行，一个国家的国民大多都没有什么信仰（除了钱），那就很危险了。



不过，今天当大家都在高谈阔论“信仰”的时候，我却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敲打一下。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当我们（尤其是作为精英的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绝大多数都会立即把“信仰”与国家联系起来，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与“救国”联系起来。



这就让我有些警觉了。因为“信仰”这个东西在本质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真要很“功利”地拿信仰来“拯救”什么，排在前面的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某个“国家”。



当初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时候，就曾经铸下大错，把我们向西方学习“长技”与制度的目的定为“救国”，而忽视了人，人救不过来，国家就算救活了，又靠什么支撑？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走了一百年，几乎还在原地踏步。同西方的“长技”与制度相比，信仰这东西是更加私人化的，与我们每一个个体密不可分。



我并不否认，大家有信仰了，那么由“大家”组成的国家也就有了信仰与方向，可不能因此就把本末给倒置了。我们需要信仰，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国家倒应该为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创造条件与“保驾护航”，世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由国家来统一国民的信仰……



虽然我曾经写过一篇《我的信仰是民主》的博文，而且也竭力推崇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价值观，并期盼这些普适价值能够成为国人的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但我要提醒诸位，这些和我们今天说的国人的“信仰”是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国家应该有得到大家认可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但却绝对不能要求国人都要有共同的“信仰”，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在一些担忧中国缺乏信仰的有识之士身上察觉到的。



有些信仰某个宗教的朋友常常发出“如果中国人都信XX教了，中国就民主了”，作为教徒，以此话来宣扬教义，这无可非议，但如果要拿来要求国人与国家，当作政治宣传，那就很可怕了。有些信仰固然更接近民主民主价值，但为了民主而去号召大家拥有某种信仰，则是非常功利的，并且又把事情的本质颠倒了。



这个问题要谈起来，太长也太复杂，这里就点到为止，适可而止。我想借机推荐一本我呕心沥血写出的纪实报告《伴你走过人间路》。这篇长篇纪实记录了母亲生病后，我回国陪伴她走过最后一段人间路的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也是和母亲一起寻找人生信仰的历程。

网友观点：这个问题既现实又具有长远性。曾几何时，中国人丝毫不缺信仰和精神。今天，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随便问问你的信仰是什么，你曾经信仰过什么，相信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信毛泽东思想，信马列主义。曾向何时，我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我们的雷锋精神、锣丝钉精神、助人为乐精神，我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等等，这些都曾经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美德、我们赖以生存并引以为荣的精神家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变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了，变得缺少勇气和信心、萎狎狡诈了，变得没有立场、不讲原则了，变得除了“不差钱”什么都差，变得让人瞧不起，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不是吗？看看看看欧美，看看日韩，甚至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探求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国家是没法希望的。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

采访人：贝佳

    “在集权社会，信仰会被压制，但是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信仰同样也很难。因为他们被商品化了。如今的中国，不但有政治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现了信仰真空。当吃饱穿暖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中国人口众多，只要其中的1%开始想问题，那么就有希望。是时候轮到中国从茅坑里把那些自己的东西捡回来了。”

    信仰，是怎么回事？应该信什么？显然问题太大了。我们生在这个世间，不能不有所信。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总之是图个精神有着落，生活有奔头。然而，我们身处一个言禁的社会制度中，自由、信仰、独立人格这些敏感的词汇总是显得那么虚无飘渺，那么苍白无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真诚地期待讨论信仰这个话题，并有幸与台湾地区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教授进行交流，分享他的真知灼见。



任何事物都是‘修补容易，重建难’

    古往今来，普罗大众大多说不清楚信什么，听到一点什么就接受什么，头脑中模模糊糊的。比如，乡村的土庙里，经常可以在案头看到既供奉观世音菩萨，又供奉孔孟像。再如，自幼接受无产阶级“无神论”教育的我们，时常也会临时抱下佛脚。众人心中所信，是一副五方杂处，具体信什么，不好说。

    许倬云教授说道：“信仰并不是狭隘的说信佛教、信基督教、或者是信其他什么别的宗教。‘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但因为信仰本身很难证明，所以不能长久，而且不能扎根。而从另一方面说，科学本身是在让我们不断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过程中又不断发现新问题。  在天地之间有许多科学不能解释的问题，不能解释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众所周知，牛顿他有许多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但他相信有神。达芬奇、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有神。”

    大多数人相信它，无需证据，无妨就以人的主观为依据，这是信仰的特殊性质。但话还没有说清楚，里面还藏着问题，一个历史惯性的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与冲破暗夜走向腾飞的台湾不同，一水之隔的大陆正被淹没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海洋里。多种力量的复杂较量最终让这场颠覆性的运动走向失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和文化革命理想被现实的凋敝和人性的残酷生生车裂。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文化开始走上正轨；三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世界大舞台上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

    然而，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错位，物质世界越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却越发匮乏。

    从1980年代开始，新生代、70后、80后、90后、白领、中产、农二代、富二代等等标签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整个社会似乎都热衷于以各种“断代”和差异来表示突出群体的特征。从“五四”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现今，知识界倾向于以断裂的姿态表示自己的主张，凸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做法却恰恰显示出信仰缺失背景下的空洞、迷茫和底气不足。于是，文化界开始溯及本源问题，开始关注于重塑信仰。  

    在追问信仰是什么以前，许倬云教授认为，搞清楚谈论信仰所面对的文化语境是非常必要的。谈论信仰问题，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面面临这样一种语境：满人入关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强汉盛唐，两宋元明，都有独特的思想、艺术形态出现，科技和经济也在向前发展，社会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局部的调整。但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到清入关就僵化了。“中国长久以来所标榜的‘程朱理学’特别强调主从关系，许倬云教授如是说。强调对皇权的忠顺和对人性的压抑，再加上几次大兴文字狱，清代的知识界噤若寒蝉，文化上是僵化而缺乏活力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一直停滞在满清时代，明清时期在江南和沿海地区萌芽的商品经济没能发展为成熟的经济形态。”

    当启蒙思想的光辉照耀欧洲大陆的时候，民主和人权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并且加以实践。人，作为独立精神的个体，被引导鼓起勇气去行使思想自由的权利。彼时的中国，安然自若地躺在沿袭自两宋的“程朱理学”怀抱中，教化民众“知经识理之君子”即现代的所谓知识分子，应该知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直到“五四运动”打破了这片宿命般的历史阴云。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定位在“打倒孔家店”，提倡批判和抛弃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儒（法）文化，拥抱德先生和赛小姐——民主与科学。

    遗憾的是，以德先生和赛小姐为引导往前走，令我们下盘虚浮，双脚空玄于封建根基深厚的土壤之上。上帝之类施于当日之中国社会不适于生存，于是我们创造性地接受了在马克思那里可能只是作为权宜之计的，但在列宁斯大林手中却成为制度基础的理想。

    “虽然当时的僵化被打破，但我们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是修补容易，重建难的，尤其是文化的重建。中国想要建立全西化的文化体系，真的很难，并且到目前都没有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稳定的文化架构。一方面，‘五四运动’的时候，许多西方的东西并没有被带进中国。比如，人本身是有价值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启蒙时代的思想状况，人与神的关系等等，这些基础都没有交代清楚。另一方面，‘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上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构想，缺乏根源，所以也很难建立。于是，民主、信仰、独立就成为空洞和苍白了。”搞清楚这个尴尬的背景，才能进一步谈论“信仰是什么”。



信仰的空洞是否由富引起

    人不能常跪在佛堂里。说起来挺玄乎的信仰，表面看不像饮食男女的柴米油盐那样实在，但骨子里无信之人，因为丧失了所谓信仰的靠山，往往生活起来更为茫然。最近10年，市场经济的洪流席卷中国，全民拜金时代不可抗拒地到来。我们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似乎在反向生长。泛泛考虑，我们说富比贫好，像是顺理成章。其实又不尽然。台湾的经济步伐比大陆早一步，台湾民众也比我们更早经历了变贫为富的一系列社会转向。

    许倬云教授在回忆台湾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时表示，台湾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他说道：“台湾文化基础在很多时期比较粗犷。

    台湾的经济增长很多是日本式的西方文化，这些日式的西方文化在台湾是自上而下的教育灌注的。从1895-1945年，经历3代人，通过教育固定下来的。但是，还是逃脱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

    金钱可以化为力量，任何人都会承认，富比穷好。纵观战后50余年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日贸易以及日本对台湾的投资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日本式的西方文化受到崇尚，具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其中包括被殖民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以及战后单级世界对美国文化的推崇。

    亲历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大多记得，台湾在1988年下半年完全解禁。当时，台湾的社会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杂志迅速沦为曲高和寡者，走到生死存亡的岔路口，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消费等享受至上的新媒体。包装漂亮但内容贫乏，是文化市场的普遍现象。台湾知识阶层感叹道，政治高压下必有高洁之士，而面对物质催化，多半是无可奈何安之若命。

    管中窥豹。西方文化中心化和本源传统文化边缘化的现象，两岸一前一后，却无二致。曾有大陆游客登上宝岛之初，感受到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延承及保护，认为台湾人更像“中国人”，而大陆的文化发展则是建立在一片信仰的废墟上。对于上述论调，许倬云教授表示，“这个问题有商榷的余地”。他认为，在台湾，传统文化的保留也很困难，中国文化延续不够，而且基础也很薄弱。

    一刀切，说台湾或大陆谁对本源文化留存更完整，具体说无尽。《非常勿扰》节目中的台湾姑娘与大陆姑娘，谁更拜金一点也不必要分出高下。21世纪的中国人，心灵的飘零感都由富来？求富，若路不正，已富，若用不当，富的祸害就会再扩张，引导时风，人世俗而心愁苦。

    面對信仰的空洞时，是2010年中国内地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许倬云教授说：“我在美国常常看到，许多留学生刚到不久，就加入了基督教會，或者相信了法轮功，接受地很容易也很快，就是因为没有信仰，信仰很空洞。”他 “神仙”李一事件很好解释，“信仰的空洞才让这些乘虚而入。”



商品化时代信仰更难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常常处于信与不信两歧之间，对于有些事物不能求甚解，但又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选择一条路，坚定自己的信仰，向前走。“我的信仰就是既要自尊，也要尊重人类全体，更要互相尊重。人生在世，三人为众，做什么事情都要将心比心。”许倬云教授如是说。

    许教授出生在江南一个士大夫的大家庭。他描述说：“我从小接受的儒家信仰根深蒂固，这点很难改变。我一直都看得见它，接受它，但还是心存一定的怀疑。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接触到基督教；留學時，我住在神学宿舍，但我却有機會對各種信仰，都有所反省。通过这些不同的接触让我知道，天地间，有一些我们的智慧触碰不到的东西。我们努力寻找，我们可以看见若干的自然规律与我们人本身的许多规律是一致的。这些规律都是在变化中寻求平衡。”

    人的一生上寿不及百年，呼吸一停止，便是断灭。律己育人，顺水行舟，其实困难不小。身为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许倬云教授的著作等身。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任何一个时代，真实的历史都是很难写的东西。这需要意志和能力，从众多事实的夹缝中指出一条路，引导公众，避免盲人骑瞎马的乱走。

    “我一辈子學历史，都不太注重帝王将相。你看我写的书《万古江河》，写的都是大潮流，小人物。关注的也都是小人物。从过去到现在，有太多人认同个人事业了。我觉得，伟人、英雄只是大潮流推出的人，是历史的产物，是潮流的产物。”许教授说道：“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叫喊一下，‘快下雨了’、‘稻子熟了’、‘大地要裂开了’。而我觉得，这些呼叫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的任务。”

    他的话使我们联想到，眼下关注信仰问题、并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代中国学者寥寥无几。追问因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当代学者的生存状态。人的存在是现实的，跳出去，大难。许倬云教授的观点是，学术界把学术作为商品，有一批专业的人要靠这些来生活。所以他们不可能涉及那些最根本、最深入灵魂的东西。“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和思考。但是要突破真的很难，因为傻人很少，我就是一个傻人。所以，我才会对你们说这么多。但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傻人出现，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许倬云教授同时指出，商品化的压力比政治化的更厉害。“在集权社会，信仰会被压制，但是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信仰同样很难。因为他们被商品化了。如今的中国，不但有政治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现了信仰真空的问题。”他如是说。只有共同的讨论和思考、思辨才能推动信仰的建立

    在一些大号的标语中，信仰，时常挂在人们的嘴边。尽管意义难定，问题复杂，但信仰的价值终于开始与经济发展挂钩了。一方面，信息的开放令人们得以通过多种渠道获知时代的脉搏，并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现象寻求答案。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将民众的信仰支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发达体之后患上了精神空虚的社会隐疾。而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大动荡的中国，信仰，更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但意义重大的问题。

    “我们说的中国人的信仰，这是集体信仰，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信仰，是大家心里都感觉到了才行，只有大家彼此讨论和共同思维才是推动一个民族大范围的，虽然身处体制控制之中，集体面對信仰危机的主要條件。”许倬云教授分析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也能接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想要的思想。用许倬云教授的眼看，位微言轻的小我背后，是更宽泛的一种大力。上一代和这一代人的信仰，也許已经很难改变，那么对于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许倬云相信，他们在信仰上会有突破。“中国人口众多，只要其中的1%开始想问题，讨论问题，那么就有希望。当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问题。”



中国是时候快步赶上来了

    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有种倾向，即，无论从经验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对西方的文化体系推崇备至，其中既有佩服的艳羡，又带着自叹不如的自卑。然而，“西方系统体系经历了300多年的独大局面，是独神论信仰需要转变的时候了；是轮到中国从茅坑里把那些自己的东西捡回来，清洗干净，展现出来的时候了。”文化以差异来别异同，而非以优劣来定高下，中国文化并不落后于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更多的参与全球性的讨论，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应当担当起1/5的责任，我们应该快步赶上来。举办奥运这些只是面貌不是内容，四大发明是历史不是现在，我们要重新寻回我们的灵魂。而且，我希望这些灵魂不只是中国的灵魂，而是人类共同的。”

网友观点：不用搞那么悲壮吧---，现在的中国就没有希望吗？战争来了百分之一去打吗？洪水来了百分之一去挡吗？地震了百分之一去救吗？看看汶川大地震时百分之九十九在干吗？在救人，在捐钱，在捐物------，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养老金甚至低保金，但是他们没有推托自己的责任，担当着，支撑着，所以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矛盾的，一个管思考，一个管干活，分工不同而已。

邢贲思：社会问题很多但不应动摇信念

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采访人：陈书娣
    138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70多年后，有一个名叫邢贲思的年轻人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
    1978年盛夏，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发表，如这个盛夏热浪般通过各大媒体席卷全国。
    这篇文章成型原因，来源于时任中科院哲学所副所长邢贲思，他在一篇《哲学和宗教》文章中，曾大胆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这个观点掀起理论界的争论。
    正是因为他的质疑，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口号蔓延全国，掀起对毛泽东思想新一轮认知。但邢贲思本人是坚贞的共产党员。他说，我经历过革命、经历过历史，对当时执政党国民党失望过，也因此选择了自己的信仰。
    一个老共产党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哲学家，现年80岁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与凤凰网对话“信仰”时，答案出人意料，他知道现在年轻人都不大相信共产党、社会主义，“但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大是大非观。”
    他扣准“爱国观”，他强调爱国主义信仰。邢贲思所理解的信仰，是仰望的信仰，是尊崇某种内心认知，敬畏，以及引导的信仰。李泽厚曾在今年6月谈及“信仰”，是一种底层信仰，一种基于生活，人本体的信仰，“人首先要活着，才有为什么活着的问题。”
    80岁的邢贲思在电话那头讲述他的信仰，他是经历战火的硝烟成长起来的那批人。这边窗外暮色四合，灯火逐渐通明，凯迪拉克和宝马从北四环上呼啸而过；近处又有工地竖起了脚手架；拖着一堆瓶罐布袋的老人在寻找冬天露宿的街角。
    目下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时代，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在被颠覆，需要承受种种不适应甚至痛苦，在瓦解原有价值观的同时，道德的恒定、行业职业伦理的标准、失去物质后我们还有什么……这些问题都在拷问大众。
    这些问题我同样问了邢贲思。他承认我们需要引导。
    邢贲思的大意，是认为这个社会诸多力挽沉沦和重建价值的努力仍然令人赞叹。
    然而，我们质疑的是，沉沦之路是不是也有可能走得很远。
    这是这篇访谈的初衷。我们意在寻找中国人的信仰，也许却达到了其他目的。

时代信仰未必缺失只是有一些偏差
    凤凰网：今天的中国有着转型期社会的许多问题，我们完全缺乏直面这一危机的精神资源，而这一切都归咎于信仰缺失——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邢贲思：我不认同，因为说得稍微极端，现今社会，信仰当然存在一些问题，年轻这一代没有经过老一代艰苦生活，没有经过锻炼，迸发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有些年轻人确实不是很认同。但不能说整个社会都存在信仰危机。
   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被很多人认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符合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不行。
    但也存在信仰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人们希望物质生活过得好一点，这种思想很正常，跟价值观的认同并不矛盾。很多人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另一方面为生活为幸福奔走各地。
   
   凤凰网：您提到从经历过抗战革命时期，到共和国沧桑变化，年轻人并未体验过这个历程，那么这种信仰对当下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邢贲思：爱国主义、对国家的认同感、对整个国家前景的憧憬，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不光是我们，美国人年轻一代也有很多人爱国情绪高涨。所以爱国这一点，不但是老一代人有，恐怕现在也有。老一代人浴血奋战，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也是处于一种爱国情怀。很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一开始也并非完全认识共产主义，只是出于一种爱国情怀。对日本侵略，特别是日军在中国的那种残暴行为坚决反对，坚决抵抗，甚至于愿意牺牲生命来维护国家的安全，抗击日本侵略。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凤凰网：当代年轻人呢？
    邢贲思：我们对当代大学生还是有一个正确估量，不能认为现在好像当代大学生理想也没有了，信念也没有了，完全是处于一种信仰迷失的状态。你从网上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些国家在我们周边一再搞军演，很多年轻人都不满反感，这一点与老一辈有共通。

不应抱悲观主义态度对待青年一代的信仰
    凤凰网：我们从爱国主义信仰再向外延伸，您能聊一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所困惑的其他信仰领域吗？
    邢贲思：经济发展会对精神领域带来一定冲击，这个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竞争经济，谋求更大利益。但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引导很重要，要强调道德方面的修养，顾全大局，从整体利益出发。
    大学教育工作确实也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我不抱悲观主义态度，年轻一代恐怕还是值得信赖的。

富士康员工自杀不仅是信仰问题
    凤凰网：我们盘点全年的新闻事件，比如像方舟子打假、唐骏的学历造假、富士康青年员工自杀，以及最近一次上海大火，有好多民众去自动的献鲜花，表示对这个事件的哀悼，您能不能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谈一下，您对这几个新闻事件的看法，首先聊一下，富士康青年员工的自杀？
    邢贲思：富士康的恐怕问题也是很复杂，不能单纯归结为现在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农民工进城以后，好像没有方向、没有信仰，恐怕跟富士康，这种企业的运作模式也有关系。对企业员工要求严格是对的，但还是要给人家一定的自由。加班很多，补偿又不是很到位。报道也不一定很全面，有心的人士打入到内部进行调查，也了解到不少情况，这说明企业本身存在问题，这是两方面来说，不能完全归因于员工自身。
    凤凰网：您是学哲学的专家，如果从19、20岁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内心去分析，为什么他们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呢？
    邢贲思：我想精神压力很大，生活单调，没有业余生活，精神上有一点空虚，恐怕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凤凰网：您觉得这个和他们自己的信仰缺失有联系吗？

    邢贲思：这个不是信仰缺失的问题，你在那样的一种封闭的条件下面，人的精神上会发生抑郁症，我更多的认为企业管理存在一些问题。
    不能给年轻人精神上一种释放的空间。年轻人需要一定的娱乐，一定的文化生活享受，文化上、艺术上、审美上的满足，你这个都没有，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一天到晚在那卖命的干，精神压抑，精神受伤，我觉得是很严重的，这个跟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

方舟子是出于学术良知的信仰
    凤凰网：方舟子今年10月的时候因为打假遭遇暴力袭击，您怎么看方舟子十年如一日的打假？
    邢贲思：这是我们的一种耻辱，我认为是学术界的一种耻辱。方舟子打假，你可以不认同他的这种做法，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为社会上揭发一些丑恶现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特别是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揭发，对我们学术发展、维护我们公民道德，特别是学界道德是有帮助的。
    他专门搞打假，我们也是极端反对学术作假，学术上的不端行为，但是我们不一定会采取他那种方式。我很支持他的立场，他的这种愿望，维护学术的这种尊严，学术的这种良知，我很赞成，但是方式应有不同。

唐骏只是做错事未必是信仰缺失

    凤凰网：怎么从信仰角度评价唐骏的学历造假？
    邢贲思：美国这一类的文凭很多，有的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唐骏怎么样拿到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这个文凭的含金量是没有的。他是成功人士，是不是也出于面子考虑？要说他自己欺骗社会造假学历，对于一个成功人士来讲，恐怕做到这一点比较难，但是他对社会影响不好。
    他是很成功的人士，但是不是信仰的缺失，恐怕也还不好上升这么高。他是做错了，而且有欺骗社会的情况，是不是涉及到他整个信仰出了问题，这个我不好评价。

上海大火万人鲜花体现了同胞之情
    凤凰网：上海大火后，几万民众来到街上，为悼念死者奉献鲜花，您从这里面看到了怎样的信仰？
    邢贲思：这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道德理念，上海大火的遇难者不是像救火英雄那样子，他们是被一场大火蒙难了，但是老百姓的同情心，对同胞遇难的那种怜悯感情，还是很明显，我们中国传统的道德里面也有这些东西。
    不是说大家完全在市场经济当中拼搏，完全只管自己，漠视他人。

媒体对丑恶事件除揭露外也应分析
    凤凰网：您刚才也提到了社会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引导，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社会各个层面呢？
    邢贲思：我们需要弘扬正气，提倡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做出贡献的人，我们要充分的肯定。对于一些感动身边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时代先锋，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一些人完全为公，为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况还是有的，而且媒体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还应该继续做。当然媒体另外一些方面，对于一些丑恶现象的批判，这个也是很需要的。
    这个是事实，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里，负面的东西都会有而且不少，关键是你怎么引导，也不是简单的揭露出来就完了，今天还公布一个高中生杀人，这种事情社会上不少，必要的揭露也是需要的，但是要进行分析，要进行评价。这就是媒体的责任。

理解年轻人的信仰选择
    凤凰网：最后一个问题，您的信仰是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是否有改变过？
    邢贲思：我没有改变过。我已经是快80岁的老人了，我们参加工作比较早。为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虽然不像老一代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也做出了一些事。我们并不是简单的解放以后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我们才相信共产党、社会主义。
    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也感觉到我们问题很多，文化大革命当中也出现过一些彷徨，最终还是看到了希望。邓小平复出以后，领导改革开放，国家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一度彷徨过，但是整个来讲，信念没有动摇过。
   凤凰网：您一直是关注社会，关注当下的一个人，看您身边的年轻人，80后、70后的年轻人，您觉得他们还信社会主义、信共产党吗？
    邢贲思：让年轻人像我们这一代人拥有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比较明确的信念不太可能，但是他们的是非感还是有的，会自己做出判断。
    我现在在清华也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从清华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学生还是爱国的，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好、中华民族复兴，这是比较普遍的认识。当前情况下，你说哪一个党，哪一个政治团体能够领导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一个人口，按照我们既定目标向前发展，只有共产党。这个不是自封的，你可以进行比较，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不会像老一代有这么坚定的信念，但他会有比较、有选择、有判断。

有了信仰，这个社会很多的规则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我们才会有一个更理性更良好的发展环境。

有机硅行业的企业家们也需要一定的信仰，大家才能按规则行事。这样企业就会逐步重视人才重视创新，尊重知识产权的保护，重视环境的瓮中保护。行业才能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诚如大家所言，我们想得再多，不如老板一句话，所以教育要从根本上做起，要培养有信仰的一代。

打破旧的容易，竖立新的确实很难，但这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很多乱相已经折射出我们这带人信仰缺失的弊病，需要痛下决心来重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