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威慑有限？ 专家称可考虑废止经济犯罪死刑

商州穷，赚钱的路子少，有点想法的人都想当官

　　200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参加完一个电视电话会议，张改萍被等在会议室门口的省纪委工作人员带去谈话。12月25日，张改萍被“双规”。2006年6月12日，她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张改萍的落马，是原商州区城建局局长吕宏涛的案子牵扯出来的。吕宏涛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商州“陈氏涉黑家族”的巨额贿赂。在对陈氏家族涉黑案的侦破过程中，有关方面意外发现：吕宏涛商州区城建局局长的位子，竟是花1．5万元从张改萍手里买来的。

　　早在几年前，就不断有人反映张改萍的受贿问题。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张改萍在商州任职的5年间，已私下售出27个政府重要职位。更严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商州区因此形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不送钱，就无法升迁，甚至要腾位子。

　　据当地群众说，商州的买官市场之所以很繁荣，是因为商州这地方穷，商机少，能赚钱的路子太难找。所以，有点想法的人都想当官，当了官就不一样了，既有实权又风光。

　　“这里虽然山青水秀，经济却很落后，在全省排倒数第一。”商洛市委一名干部介绍说，“这儿几乎没什么工业，有些矿产，也都是些‘鸡窝子’矿，挖两下就没了。农业也缺乏特色，去年一年的地税收入才两个多亿。”

　　据分析，买官卖官多发生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没什么高科技企业，商业也不发达，又缺少外资引进，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相对较少。相比而言，做官既有“旱涝保收”的物质回报，还有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寻租空间。于是，官位随即成为价值含量极高的稀缺商品。在商州，官位有限，供求矛盾的尖锐，也就营造了张改萍卖官市场的“繁荣”。

人民网太原7月23日电 记者鲍丹报道：从近日召开的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获悉，在全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山西省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处理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铲除黑恶势力保护伞行动中，公安机关与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密切配合，深挖“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对于党政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不论涉及到谁，都坚决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养奸。根据山西省黑恶势力犯罪情况，山西省公安机关将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列为首要打击对象，此外还重点打击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昔日的“抗非英雄”，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今天因涉嫌受贿上千万将坐上广州中院的被告席。据悉，昔日的“抗击非典模范单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今爆出受贿“窝案”，涉案10件10人，涉案金额2242万元。
　　
　　据悉，面临检控的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曾经于2003年荣立“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三等功”。通过网站检索“罗耀星”显示:罗耀星是广东省兴宁市人，也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主要从事计划免疫针对疾病免疫预防控制和监测管理工作。
　　
　　此前广东省纪委公布，罗耀星和免疫规划所疫苗组原组长蔡汉港等7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广州办事处阮某等多家疫苗供应商所送的贿赂达1447.9万元。其中，仅罗耀星一人就涉嫌受贿人民币1118.5万元，蔡汉港涉嫌受贿人民币200多万元。
　　
　　罗耀星因涉嫌受贿罪，今天上午将在广州中院出庭受审；涉嫌向罗巨额行贿的疫苗供应商阮某等人的违法犯罪问题也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有消息人士分析说，免疫规划所负责全省疫苗等计免药品的配送工作，疫苗管理权力高度集中，因此这一领域容易孳生职务犯罪。免疫规划所工作人员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出事’并不奇怪”，但“数额如此之大仍然令人惊讶”。该消息人士回忆说，某药品供应商曾向其提到:该供应商曾向免疫规划所提供过一批巨额药品，罗耀星事先收受了人民币10万元的“好处费”；该供应商还约定，药品货款全部到账后，再向罗耀星“返还”百万元。该供应商希望以此和罗耀星建立“长期关系”。这名供应商亦在检察机关侦查对象之列。
　　

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犯人，只要剥夺其犯罪能力即可防止其再犯

一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的反腐风暴正悄然展开。迄今为止，已有多名副省级官员被中纪委“双规”。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披露出来的高官落马事件来看，背后均拉扯出一窝官员，查处力度前所未有。

　　有迹象表明，此次反腐风暴与已然风声鹤唳的房地产市场有直接联系。此次对不法官员的查处，基本都涉及到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房地产业,与前段时间提出的反“商业贿赂”不谋而合。

　　安徽：一张受贿名单，一个“副省”落马
行人目前正驻扎在安徽，对由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引起的窝案进行进一步调查。据悉，此次调查范围将十分广泛，前后牵涉其中的各级干部正不断增加。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安徽省纪委实施反“商业贿赂”阶段，发现了一位在池州从事地产开发的浙江籍商人多次向地方官员行贿，顺藤摸瓜便查到了时任副省长的何闽旭头上。

　　于是，安徽省纪委立即上报给中纪委。中纪委极为重视，立即南下安徽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中纪委发现，仅该商人就以各种名义送给何人民币30万元左右。于是，中纪委果断对何采取措施。此外何闽旭还面临失职渎职，在去年发生的池州群体性事件中，当时身为副省长同时未卸任池州市委书记的何闽旭，正在池州市辖的九华山上，接到报告后不闻不问，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处理措施。

　　据悉，何闽旭在任池州市委书记时，曾在城市拆迁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和上述商人有黑色交易。此房地产商人随后被有关方面调查，而该商人则交出了一份受贿名单，名单涉及很广。

　　“现在不少人被中纪委喊去协助调查。”安徽省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多个省市高官事发

　　反腐行动不仅仅在安徽。近日，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双规，目前正在唐山受审查。据悉，中纪委已拿到李宝金涉嫌在房地产上谋取巨大利益的证据。有消息说，李宝金被双规的原因，与浩天房地产公司有密切关系，而此前浩天公司董事长王小毛已遭中纪委调查。针对此事，浩天集团有关人士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李金宝在天津的房地产界影响非常大，虽然检察院的事务与商业扯不上关系，但天津的地产商都争先恐后地结识李宝金。而很多人都知道要买房子就要找他，只要李宝金给地产商打声招呼，到手的房子比市价便宜将近1000元/平方米。”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中纪委及天津纪委日前对天津房地产公司、银行展开调查，至少有五家房地产公司及一家银行负责人被纪委带走问话。记者通过有关途径获悉，这其中涉及到天津主管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多位市级领导,目前中纪委天津小组正在进行严密的调查。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逃往美国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违规拆迁和贪污等问题，也于日前先后遭“双规”。

　　据记者了解，此案涉及到福州文物古宅遭大肆清拆。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德园”是港人拥有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建设局和区政府以“旧区改造”为名，勒令在今年6月1日前强制拆迁，引发一系列矛盾。

　　记者获悉，负责此项土地开发的正是当地著名的发展商中望房地产公司，中望先后涉嫌仓山区岭后街违规拆迁和金山工业园违规开发等多个案件。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周金伙在任职福建省宁德市市长前为福建省直房地集团董事长（正厅级），他的问题还涉及他任宁德市长时，将东湖华侨农场土地以7000元/亩的价格批给其亲属1200亩，后变更为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其亲属以50万元/亩倒卖出去。

　　刘志华曾在北京市主管城市建设规划，负责建设、国土房管、体育、轨道交通建设方面的工作，并分管2008年奥运工程建设，位高权重。其分管部门的重要性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外界普遍认为刘志华被中央“闪电”查办，用意深刻。近日, 在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也因涉及到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被“双规”，据悉，李大伦疑涉1.2亿元住房公积金遭挪用“豪赌”案和嘉禾拆迁案，主管城建和房地产的副市长雷渊利和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也被“双规”，一批官员被相继查处。

反“商业贿赂”成反腐新突破

　　事实上，此次反腐风暴，几乎全部触及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市场。有关专家认为，此次中央重点治理房地产市场的腐败案子，查处刘志华等人，无疑是在治理目前失控的地产市场的源头，这对于一些和中央对抗房地产调控的地方政府官员十分具有威慑力。

　　去年“国八条”就已亮剑：省政府要对房价负责,谁对房价控制不力,谁就要负责。宝剑出鞘,只是早晚的事,只不过大家好像没当真。直到今年“国六条”出台,很多人还心存侥幸。但大家很快就从“国六条”细则中发现,原来与房地产不搭界的监察部赫然在目,才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前，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中央整顿房地产市场的重大障碍。国务院去年发布过两个“八条”规定试图抑制房价虚高和地产泡沫，但收效甚微，截至今年6月，中国70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5.8%。

　　“在房地产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已经很久了，这让中央的很多次地产调控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这次中央的用意显然是借查办刘志华整顿混乱无序的房地产市场，甚至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一场房地产反腐风暴。”一位官员向记者分析说。

　　地产分析师高圆认为，中央房地产调控措施为什么在各地难以取得效果，关键就在于这个圈内严重的官商勾结。官商勾结已成为潜法则，是这个行业赢取暴利的基础，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的官僚、银行的首脑已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这个“铁三角”关系并不复杂：当初，银行由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用行政命令让银行贷款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再用部分利润回报给地方官僚和银行首脑。这个铁三角目前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化解中央政府的地产调控政策。

　　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六条规定，九部委发布的15条具体要求，都严令各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整顿房地产市场，宣称将严肃查处审批土地和房产开发中的官商勾结行为。这次中纪委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拿下各省一批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的官员，显示了中央希望在整顿房地产市场问题上尽快取得突破。

　　从此次全国反腐风暴的规模与所涉及官员“规格”来看，显然不能将反腐败的目的归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从腐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程度来看，其比房地产等任何产业、实业不健康的危害均要严重。

在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的揭发下，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也卷入了与农发行有关的特大腐败案。昨天，市一中院正式对徐放鸣受贿案立案，市检一分院指控其先后多次受贿，总额已超过200万元。
　　
　　徐放鸣因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的揭发落马，于大路则因此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重大立功行为，进而得到轻判。在根据于大路提供的线索开展秘密侦查后，市检一分院于去年6月30日，正式向时任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的徐放鸣送达了批捕令，但在当时反贪机关申请批捕的报送材料中，徐放鸣涉嫌受贿数额只有5万美元。
　　
　　经查，1997年，徐放鸣担任财政部金融司领导时，曾负责审批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而农发行方面的负责人正是于大路。审批时，徐放鸣首先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租)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奥达)介绍给了中电租，作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诚奥达的负责人名叫韩冰，司法机关逮捕徐放鸣时掌握，正是韩冰以资助徐放鸣儿子在国外留学为名，送给徐放鸣5万美元。
　　
　　此案经反贪部门的侦查，又经两次退侦，两次延长审查期限，检方终于在逮捕徐放鸣1年多后，对其提起公诉。
　　
　　检方指控，1997年至1998年，徐放鸣利用其先后担任财政部商贸金融司副司长、国债金融司副司长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为诚奥达公司的经营提供帮助，并收受该公司法人代表韩冰分4次给予其的20万元人民币，10.8万美元的贿赂，折合后总计人民币109万余元。
　　
　　检方还指控，1999年至2000年，徐放鸣还收受他人贿赂1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5万余元。

发布单位： 杭州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 　涉及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属地域
1 浙江威泰贸易有限公司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浙江省
2 杭州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卫生医药 浙江省
3 北京同元制药厂 卫生医药 北京市
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为建筑工程企业等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杭州市下属建德、萧山等多个建设部门的副局级官员被判无期徒刑；利用职务之便，多家单位采购人员大吃采购“回扣”和“好处”，结果身陷囹圄……为震慑商业贿赂不法行为，加大今年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宣传教育的力度，推动自查自纠和建立长效机制工作，昨天，杭州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公布了去年以来查结的9个商业贿赂案件，并表示今后还将陆续公布今年来查结的商业贿赂典型案件。
巫樟春、巫樟云受贿案

　　涉案方：巫樟春、巫樟云

　　案情：巫樟春在担任建德市安居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建德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兼建德市万居经济适用房发展中心主任期间，于2001年至2004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建设工程企业承接装饰工程、建材供应等提供帮助，收受贿赂；在将本单位资金出借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过程中，索取和收受贿赂，共计价值人民币195.2万元。

　　巫樟云在担任建德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1998年下半年，在下属企业改制期间，以入干股的形式索取改制后企业经理个人所持有股份的30％，并于2002年2月以此股份取得人民币30万元。

　　处罚：2005年8月8日，巫樟春因犯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05年10月26日，巫樟云因犯受贿罪，被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另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另6个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一审)。

傅兴良受贿案

　　涉案方：傅兴良

　　案情：傅兴良在任萧山区建设局副局长、区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市政建设工程公司负责人及挂靠其他公司的承包人提供帮助，多次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价值人民币170万元。

　　处罚：2006年3月，傅兴良因犯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06年6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朱史伟受贿案

　　涉案方：朱史伟

　　案情：1998年至2004年2月，朱史伟利用其先后担任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和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先后7次收受工程建设公司、建筑设计院、灯具公司等多家单位相关人员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财共计价值人民币124.9万元。

　　处罚：2005年11月，朱史伟因犯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

祝均一受贿案缘何受关注

　　第一，祝均一是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堪称级别最高的出事官员（正局级）；

　　第二，祝均一在上海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局长，除了他“在位”时间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外，更重要的是他管的劳动和社保，实在是与几代上海市民息息相关的“天大”的事；

　　第三，祝均一除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福禧投资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违规问题？有证券界人士披露，祝均一的胞弟祝幼一是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的董事长，祝均一在这方面不知有无违规问题？

8月1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通报了近期一系列事件：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和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收受贿赂问题；上海电气高管王成明、韩国璋涉嫌严重违反党纪，上海市个别官员牵涉其中。 　记者从中共上海市纪委获悉：有关部门在对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问题进行核查中发现，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日前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94％的人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普遍；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
商业贿赂成为市场潜规则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做生意如果不请客送礼就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或肯定做垮。这说明商业贿赂已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商业贿赂在我国滋生蔓延，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官员在发放许可证、资格认证、监督检查和其他市场管理环节中的受贿现象很普遍或比较普遍。这说明政府官员的索贿受贿行为在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调查问卷还要求被调查者对部分行业和领域的商业贿赂状况进行打分评价，结果表明，商业贿赂最严重的行业和领域都属于政府干预较多、公益性强、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工程建设与承包、土地出让与国有资产产权交易、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政府采购的平均得分都在7分以上（满分10分），表明商业贿赂状况相当严重。
多数被调查者明显信心不足  统计结果表明，商业贿赂已被市场参与者默认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并被作为市场参与者与执法人员打交道的有效“润滑剂”。近77％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做生意时会选择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营销手段。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并不愿意对所发现的商业贿赂线索进行举报，也就是说，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市场文化”。由此可见，国家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中，还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
对于国家治理商业贿赂的重大举措，被调查者普遍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但多数被调查者明显信心不足。调查结果表明，只有9．09％的人认为能够彻底根除商业领域的贿赂现象；30.77％的人认为能够有效遏止商业领域的贿赂行为；49.65％的人觉得很难说，不容易取得大的成效；10.48％的人认为不会取得明显成效。
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被调查者对执法人员和司法机关的不信任。这说明改变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作风，树立廉洁执法、秉公办事的形象，关系到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的成败，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应强化举报人保护与奖励制度   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依赖知情人的举报，知情人有无信心和积极举报至关重要。在调查问卷所列鼓励知情人举报的措施中，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反贿赂的正义感、给予举报人重奖、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以保护其人身安全，三者都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并不相同。其中，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以免其遭受打击报复属于最有效的鼓励举报措施；给予举报人重奖的有效性也较强；而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反商业贿赂的正义感的有效性一般。因此，强化举报人保护与奖励制度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青年报》8月21日程宝库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曹昌/长沙、郴州报道 9月5日，“秋老虎”天气没能阻挡住人们对于郴州“三玩市长”雷渊利的关注。上午9点，长沙市中院对雷渊利一审判决之前，宽敞的审判厅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感兴趣的，似乎不仅是对雷渊利的量刑。

　　此前的5月，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被湖南省纪委召至长沙接受调查，随后即被免除党内一切职务；8月，该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亦被“双规”；李、樊的相继“落马”，又牵出了158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法人。

　　雷渊利曾在受审时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如今看来是一语成谶。

（待续）

“三玩市长”被判死缓

　　下了京珠高速，一脚踏进湖南的“南大门”——郴州市，随处可见“粤A”“粤B”牌照的车辆在城市里穿行。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同行的一位官员说，这几年，郴州发力打造“粤港澳后花园”、“粤港澳产业梯度转移的‘二传手’”，“他们算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据此，人们很难将这个颇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与这次郴州官员“前腐后继”的大塌陷结合起来。

　　2003年12月，郴州市发生了一起案件，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郴州某宾馆内遇害，而由这一桩离奇的杀人案却牵出了轰动全国的“住房公积金案”。

　　来自湖南省公安机关的消息显示，肖鹏金被害当天，时任郴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的李树彪也住在该宾馆，肖曾去过李的房间，因而李树彪被专案组列为嫌疑调查对象。当专案组调查人员找李树彪核实情况时，李如惊弓之鸟，将自己挪用1.2亿元公积金豪赌事件和盘托出，并牵出了其“顶头上司”原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

　　雷渊利在郴州“名气”很大。一是他在郴州能指名道姓的情妇就有9人；二是早在他任永兴县书记的时候搞了个“人民大会堂项目”，该项目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除一大礼堂外，还为全县20余个乡镇各单设一间会议厅，工程款则由各乡镇承担。

　　“人民大会堂”项目为雷带来了政绩，2002年，雷调至郴州任副市长，主管城建、消防、公安。直到2005年4月，雷渊利被“双规”。

　　东窗事发后，雷在一封“忏悔书”中说，“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

　　9月5日，雷渊利因用利用职务之便，在承揽工程、解决政策优惠等方面贪污及受贿700多万元以及挪用公款2650万元被长沙市中院一审判处死缓。

　　2005年雷曾在一次受审时感慨，“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继李树彪之后，会否是雷渊利牵出的李大伦和樊甲生？雷所称的其他贪官又是哪些？但记者从长沙市中院一审审结的情况看，并无发现蛛丝马迹。

　　此前，外界盛传“李大伦案”的浮出，与有人举报、高层领导亲自批示要严查“卖官”真相。9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从湖南省检察院一位官员处获悉，“雷案与李案有一定的关联性。”

（待续）

“难得清醒”的市委书记

　　就在雷渊利被“双规”的消息见诸《郴州日报》当天，李大伦在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难得清醒》，似是有意撇清与雷的关系。

　　但李大伦到底也没躲得过。2006年5月23日，湖南郴州五连冠酒店。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及散文作家来郴采风座谈会在此召开，身为湖南省作协成员的“官作家”李大伦亲自与会并致词。

　　据当时与会的人士回忆，期间，李大伦接了一个电话后，与在场的宣传部长樊甲生耳语了几句后，旋即匆忙离场。10天后，在郴州市委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李大伦被免去郴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接替他职位的为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葛洪元。

　　一份形成于7月4日，李大伦案移交检方之前，由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完成的《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称：据李大伦及其妻子陈立华交代，两人共收受贿赂1325万元；另有党政干部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所送的600多万元，未计入贿赂总额当中，李大伦家庭“来历不明”的存款高达3200万元，目前已冻结其中的3155万元。

　　在《中国经济周刊》的调查中，湖南大部分官员表达了对李的痛惜，认为其“有能力，但权力到了手上，就忘乎所以”，熟悉李的人则认为他“过于耍手腕”。

　　时常自诩为“农家子弟”的李大伦曾有过一番远大抱负，并深受领导信任。1994年8月，李尚在湖南临澧县任县委书记，1995年4月，便骤升至湘西自治州州委书记，“从正处到正厅只用了8个月时间。”

　　李在郴州主政的7年间，全市GDP增幅年年高于湖南省平均增幅，去年人均GDP突破1100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连续6年居湖南省第2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居湖南省第2位。

　　官员“前腐后继”的郴州为何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成就？当地人认为是“独特的资源起了支撑作用”。

　　郴州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湖南能源基地”之称，现已探明各种矿产资源有110多种，有色金属储量600多万吨，其中钨、铋、钼、微晶石墨储量居全国第一位，铅、锌储量分别居全国第3、第4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2651亿元以上，人均5.8万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4万元。
“开采力度不断加大，价格不断上涨，矿产品生产及加工企业越来越多，拉动经济的能力快于其他市州也就不足为怪了。”郴州部分官员如此回答《中国经济周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