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威慑有限？ 专家称可考虑废止经济犯罪死刑

本报讯 昨天，同济大学宣布终止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的聘用合同，并解除其该校教授任职职务的聘任。
　　
　　2004年9月，同济大学通过公开招聘，聘任美籍华人学者杨杰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2006年3月21日,由于杨杰在学科建设、行政管理和队伍建设方面不适合担任院长等行政职务，学校正式免去其院长等职务。在此前，学校已经收到反映杨杰在有关申报材料中涉嫌学术造假的举报，考虑到问题的严肃性和复杂性，本着实事求是、公正和对人负责的原则，学校开始着手调查。现经查实，杨杰在同济大学工作期间，存在学术造假行为，涉及事实如下：
　　
　　一、2005年3月，在有关博士点的申报材料中，一篇2004年发表于《肺癌》（LungCancer）杂志的论文被列入杨杰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清单。经查证，该论文并非杨杰的成果。文献检索所显示的“J. Y ang”，不是“Jie Y ang”，而是“JunYang”。杨杰在《肺癌》杂志刊出的论文是在填写申报材料之后，而且杨杰是第二作者。
　　
　　二、2005年7月，杨杰在申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候选人的申请材料中，再一次将JunYang 在《LungCancer》上发表的论文列入自己的成果清单。
　　
　　三、2006年3月，杨杰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的材料中，将他人承担的国家“十五”攻关项目子课题（课题编号2004BA719A0402）列入其承担的科研项目栏目。
　　
　　同济大学方面表示，杨杰的行为背离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基本的科学精神和诚信操守，违反了学校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规章制度，根据同济大学与其签订的聘任合同的有关条款，昨天，学校决定终止与杨杰的聘用合同，同时解除其同济大学教授任职职务的聘任。

“高炉王”刘俊卿首日庭审承认所有指控

　　供出三级贪官腐败线索

　　昨日早晨8：00左右的阳光已是非常灼人，但在宣城市宣州区法院的大门前却聚集着一大群人在翘首以待。当载有刘俊卿及其妻子张兆侠的警车驶入法院大门时，人群发生了一些小小的骚动。
　　
　　众多的摄影记者与刘俊卿的亲属一起涌到警车附近，当身穿囚衣的刘俊卿及张兆侠被押下警车走向审判庭时，刘俊卿的数十名亲属纷纷站在旁边擦拭眼泪，其中一名老太太和一名怀抱小孩的身份不明的年轻妇女特别伤心。据介绍，这老太太可能是刘俊卿的母亲或岳母。
供出三级腐败贪官

　　在起诉书中，检察机关查明，在被中共安徽纪委查处期间，刘俊卿为查处其他案件提供线索，其中部分线索经查证属实。为此，起诉书在最后，认为他具有立功表现，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刘俊卿的辩护人在发问中说：“在你提供的线索中有没有省部级官员？”刘俊卿答：“有！”“有没有厅局级官员？”“有！”“有没有县处级官员？”“有！”一问一答在法庭引起一阵躁动。

“高炉王”夫妇身家4000多万

　　庭审中，刘俊卿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罪名不持任何异议，张兆侠除了对一些具体的数额持有异议并认为找不出证据证明外，对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罪名也均表示承认。在举证阶段，刘俊卿及张兆侠以及为他们辩护的四名律师均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同时，刘俊卿在庭审中也显得非常配合，其回答最多的话便是“是的”。

　　据指控，从1993年至2004年，刘俊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196次单独或伙同张兆侠收受他人财物。案发时，刘俊卿、张兆侠的家庭财产达到人民币3569.8788万元、美元67.996万元、港币79.64万元。


　　据介绍，由于该案涉案数额太大，法院原定将用4天的时间进行审理，但考虑到刘俊卿及张兆侠当庭的认罪态度良好，有些程序可以简略，法院和公诉机关有可能缩短庭审时间,截至昨日下午17：00法庭宣布休庭时，该案举证及质证已全部结束。今日将展开法庭辩论。

7月4日上午，西北政法学院郭杜校区内，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张改萍受贿案。法庭已经查明：原商州区区委书记张改萍共收受28人贿赂人民币106.9万元。
    比较有意思的是，张改萍受贿共计28宗,其中27宗都是张收受下属官员“买官”的贿赂，有副科提拔正科的，有乡（镇）长要求当局长的，有贫苦乡镇的领导想调到富裕乡镇工作的，这比较符合腐败的一般规律即行业特点：一般地说，一把手不直接分管项目、资金，他们捞钱主要靠卖官，人们向他们行贿也主要是为买官。现在，等待张改萍的将是法律的制裁。那么，我们还关心另一个问题：那些买官者买得的27顶官帽都收回了吗？
    据了解，涉案的28名官员中已有三人被查处，但并非因为行贿，而是因为受贿。其余25名行贿人员的行贿罪均未得到查处。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只要行贿1万元就可以立案。那么，这25名行贿者何时归案？
    再向当地党委、组织部门和人大提出一个问题：27名买官者的官位有没有撸掉？中央早已三令五申，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提拔，买官卖官者一律严肃查处。为什么只查处卖官的，不查处买官的？对于买官的，不仅要把花钱买的官退回，让他们回到买官前的岗位，而且要在原来岗位的基础上，对照党纪进行处分。如果买来的官不予以撤销，那买官者当然会有恃无恐，今后就会主动出击，主动买官，用行贿促进受贿。而凡是花钱买官者，足见其德才水平的低劣，继续让他们坐在原来的官位上，只能为害一方。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通过行贿买官的官员，不仅得不到法律的制裁，甚至买来的官位也照坐不误。安徽省宿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哲信卖出官帽69顶，福建周宁县的“三光书记”林龙飞、黑龙江绥化市的马德，他们都将一地的官帽全部卖光“变现”，当这些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之后，我们都不知道对行贿者有没有依法办罪，也不知道卖出的官帽有没有悉数收回，甚至一些买官者依然神气活现地做着他的官。这不能不说是反腐败斗争的一大失误。

浙江温州市第七中学未满１６岁的女生吴雯雯，因为被班主任老师拒绝参加期末考试而投水自尽。吴雯雯的父母因此以“非法剥夺考试权”、“管理不当”等为由将学校和老师告上法庭。但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幕不能不让人感到“出离的愤怒”的场面：当被告的代理律师做了学校和老师“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辩护发言后，“被告方来参加旁听的五六十名老师代表竟然集体热烈击掌喝彩”。
    这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让我意识到坐在旁听席上的这几十个人，并非是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美誉的人民教师。无论如何，毕竟一个如春花一般美好的生命逝去了，毕竟死者痛不欲生的双亲就在旁边，身为教师，难道连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没有吗？
    仔细看了一遍相关的报道，我发现那位班主任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当吴雯雯去参加考试的时候，班主任以她的头发未扎好为由禁止她进入考场，待吴雯雯匆匆跑到校外的小卖部买了头绳，扎好头发返回时，班主任又说她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取消了她的考试资格———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恶意的刁难！而吴雯雯之所以被刁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欠了班主任２００元的补课费。
    原来如此！我理解那些老师们为什么会鼓掌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而已。所以当老师们听到代理律师的精彩发言，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此赢得这场游戏时，他们当然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了。至于死了一个学生，那不过是一个心理脆弱的“消费者”自己寻短见，又有什么必要放在心上呢？
    在我看来，最大的教育腐败，就在于把教育服务完全看作是一种商品，哪怕这种商品的价格受到了国家严格的规范、是低廉的甚至免费提供的，都属于一种根本性的腐败。因为只要把教育服务看作是单纯的商品，那就一定会出现冷血教师，因为他会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而这样的教师培养出的学生，会不会有爱心，会不会有健全的人格，会不会在关键的时刻出面为国家、为民族、为父母、为他人有所担当，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也就不难想见了。
    以救救孩子的名义，救救老师！

内蒙古消息 内蒙古集宁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副局长池某(女)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不满14岁的女儿安排了工作。有关部门对此事立案调查时发现，池某的女儿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却已经在集宁区城管局有了3年的工龄，并且在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领取工资。集宁区区委纪检委现在已对池某作出党内严重处分、停职的决定。


　　此事在当地引起轰动。一位姓李的老干部对记者说：在乌兰察布市包括各旗县市区，有些转业军人都安排不了工作，连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未必能安排，像池某那样以权谋私，安排子女工作而且不到14岁就开始领工资，太不像话了！

据调查，2003年12月底，池某在担任集宁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期间，为自己读初中一年级的女儿办理了假身份证，以集宁区工商局超编人员的名义安排到了集宁区迅捷拆迁所，并且将参加工作时间改成了2002年5月。由于迅捷拆迁所是集宁区城管局所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没有固定工资，2004年3月，池某又将女儿的工作关系调到了集宁区城管局执法大队。随后，池某用女儿的假身份证在银行办理了工资存折，集宁区城管局每月为池某的女儿发688.50元工资。

“绝对腐烂”背后，有着“绝对权力”。我这样说，是对阿克顿勋爵那句名言的逆向思考，但我说的是更广义的“绝对腐烂”，还不是相对狭义的“绝对腐败”。

　　我一听“奥美定”这个腐烂的名词就恶心，实在不是太情愿写关于这个注入到30万或者更多中国女性乳房里的恶心东西了，但是刚刚看了《南方人物周刊》更详
细更深入的一个报道，还是忍不住写下了这个题目。

　　“奥美定”是一种凝胶，注射隆胸用的。4月30日，“奥美定”被国家药监局叫停了。折腾“奥美定”的是“富华”家族，“研制人”名叫曹孟君，他通常以教授、专家的身份出现，其实是陕西省某卫校的毕业生。“一个卫校毕业生，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从私人诊所到承包美容中心，再到开医院设药厂成立美容医院集团，他把一种在国外禁用的化学产品注入到全国几十万人的体内。”其中光深圳富华医院就实施了一万多例，而曹孟君就是这个深圳富华医院的院长，开的是豪华宝马车。（7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奥美定”害苦了无数爱美的女人，其“绝对腐烂”的“事迹”已经有太多的媒体报道，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们来看“绝对腐烂”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绝对权力”。

　　“曹孟君起初开办富华门诊，未获卫生局批准，后来曹找到了在咸阳的老领导，时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长的刘涛。当年一些因注射‘奥美定’而出现并发症的受害者，想起诉曹孟君，在深圳几乎没有律师敢接手这样的官司，因为人人都知道‘老曹厉害，有背景’。”我原来就感到奇怪呢，为什么总不见起诉“奥美定”的报道，原来有这么大的来头、这么强的背景。刘涛这个原深圳市委组织部长，“曾经担任原电子工业部4400厂党委书记，在咸阳时曹孟君已和他熟识”，这下关系就搭上了。曹孟君起初开办富华整形美容专科门诊，未获卫生局批准，曹为办医院的事找到刘后，刘一个电话，市卫生局负责人周某很快赶到。“老曹想办一个医院，你就看看他是否符合规定，符合的话就给他办了。”话言简意赅，在中国官场体系内，“组织部长的意思已传达得淋漓尽致”。“组织部长”的“绝对权力”，是能够绝对发挥作用的。而这种“绝对权力”其实让媒体人也感到心慌慌，但是，现在“绝对权力”已经不复存在：2005年初，刘涛在深圳市政协副主席任上因涉嫌腐败被免职。

　　只有这么一个地方上的“绝对权力”，显然不足以让“奥美定”这种在国外禁用的化学产品，能够那么畅通无阻、源源不断地注入到全国几十万人的体内，还有一个全国性的“绝对权力”，来自当时的国家药监局。富华美容医院长期得到国家药监局特别关照，而这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药监局，正是“万种新药批发商”（钟南山院士的直言之语），“仅2004年，药监局就受理10009种新药报批，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新药即新化学实体”；国家药监局的权力官员可“热爱”这个新发明的“奥美定”了，有了他们的护佑，“奥美定”顺利获得了注册、批准文号，于是这个“美容杀手”开始大规模杀向全国。而且，为了保护“富华家族”的凝胶注射，“当时国家药监局下令，仅此一家”，弄的还是“绝对权力”保护下的独家垄断经营。

　　那么，是谁在操持“国家药监”的“绝对权力”？报道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2003年7月23日，当深圳药监局依照“凝胶必须在三甲医院使用”的文件规定，对深圳富华医院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即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凝胶”时，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亲自出面，直接打电话给整改负责人：“富华医院特殊，可以用。”原来如彼！这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国家药监局”的“监督管理”下，食品药品事件到处频发。

　　如果这些“绝对权力”中人依然掌控着“绝对权力”，那么，这个事情还是让人“慌兮兮”的。好在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报道说：“2005年6月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免职，十几天后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案发；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部处长刘玉辉被公安机关逮捕；2006年1月，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中国药学会秘书长曹文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原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副所长王国荣等人被纪检部门‘双规’。”不说“一窝端”，那也端了半窝了。

　　正是因为“绝对权力”中人走到尽头，所以，在2006年4月30日，“奥美定终于走到尽头”。但是，保障“绝对权力”的制度不变，“绝对权力”照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妨设想一下，“绝对腐烂”的“奥美定”如今真的善罢甘休吗？你看，在国家药监局叫停“奥美定”后，海内外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然而某省的媒体却得到通知，“不采访、不报道”；5月22日、23日，香港媒体记者到深圳富华医院采访被殴打，最后卫生局也是以该医院有5名工作人员没有医师资格名义，罚款1万元了事。要知道，“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从来都是盘根错节的，就像注入女人乳房里的“奥美定”凝胶一样，无法去除干净。这就是“绝对腐烂”的厉害，这就是“绝对权力”的高明。

　　其实，“绝对腐烂”背后的“绝对权力”，充斥于各个领域，绝不仅仅是医疗行当。医疗、教育、住房是公认的压在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百姓随时能够感知到“绝对腐烂”背后的“绝对权力”。当然，“腐烂”的形态可以不一样，有的“腐烂”是以“灿烂”来表现的。比如，某地一个重点学校，实在是很堂皇灿烂的，它与当地的财政部门签订合约，学校每招收一名财厅子女，财厅就向学校增拨50万元（见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2006年第7期第15页）。这种“绝对灿烂”背后的“绝对权力”，恐怕比“绝对腐烂”背后的“绝对权力”还更可怕吧？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的落马，在她工作了6年的商州区，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地震”的巨大威力，不仅来自于“贫困地区”这一字眼与受贿“106.9万元”的巨大反差，更因为在这块弹丸之地，用金钱换来的“乌纱帽”竟达27顶之多。
　　
　　据陕西省检察机关查证：从2000年到2005年间，张改萍利用其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等请托事项中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106.9万元，所得赃款全部被其个人使用。

“送了可能还有希望，不送哪能入得了围”

　　7月4日，张改萍受贿卖官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7名行贿买官者名单被当庭曝光。

　　记者在商洛市采访时，获悉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在位，没有一名行贿者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其中一人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不要再问了。我现在压力很大，有人骂我官迷心窍，不惜借钱‘进贡’，可送了可能还有希望，不送哪能入得了围。”

　　张改萍被指控的28宗受贿案中，27宗都是收受下属官员“买官”的贿赂，有副科提拔正科的，有乡（镇）领导要求当局长的，有贫苦乡镇的领导想调到富裕乡镇工作的……行贿人向张改萍行贿5000元到30多万元，张就会在行贿人的升迁中起“关键”作用。

2002年8月，时任商州区旅游公司经理兼牧护关镇副镇长的王俊杰，听说弄个局长职务得送五六万元，就来到张改萍办公室“汇报工作”，说面临机构改革，自己想在旅游局好好干，而自己任旅游局局长很合适，临走时，王俊杰硬是送上了两万元。1个月后的机构改革中，经张改萍提议，王俊杰被任命为商州区外事旅游局局长。为表感谢，王俊杰事后又给了张改萍1万元。

　　2003年10月，听说交通局局长一职要交流，时任区交通局副局长的张斌便找到张改萍，送上3万元。2004年春节，张斌到张改萍家“拜年”，又送上两万元。后来，原局长不愿离开交通局，张改萍就想办法把张斌安排到蓝商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张改萍还记得这么一桩事：“2001年，商洛地区准备提拔县级干部，时任商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绪忠多次找我，让我向商洛地委和主要领导推荐他。2001年夏，他到我家中，将两条烟和一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送给我。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就收下了。我向地委领导推荐陈绪忠，2001年9月，陈绪忠被提拔为柞水县县长助理，在地委常委会上我表示同意。”

为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贷款向张改萍“进贡”

　　商州的官场文化，渐渐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异：能干不能干，“进贡”说了算。为了升官，有些人不惜挪借公款，甚至贷款向张改萍“进贡”。

　　本案中，向张改萍行贿的商州区计生局执法大队原队长张铁柱，在送给张改萍的两万元中，有1．8万元是向信用社贷的款；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张斌送给张改萍的5万元中，有3万元是从312国道管理处挪借的公款。

　　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为了能升任水务局局长，送给张改萍两万元。达成所愿后刘志善又送给张改萍两万元，这些钱全是刘志善从朋友处借的。

官职买卖过程中，还出现了“讨价还价”的现象。

　　2001年8月，时任商州市麻街镇党委书记的唐康勋为调回市内，在张改萍办公室送上1万元。同年10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市安监局局长。但唐对调动结果并不满意，提出想调个好点的部门，随后又奉上3万元。2003年5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区计生局局长。

　　唐康勋送出的4万元贿款中，有向朋友借的，也有从信用社贷的款。

　　在商州，有些人已经开始把买官看作是一种“投资”。买官者敢投这个资，是因为张改萍敢收钱，也确实能给人办事。为买官，行贿人向亲戚、朋友频频伸手借钱，而出借者遇有借钱买官者，也出手大方，一次4万元、10万元的大额借款也毫不吝惜，甚至还有人不惜以自家存折抵押贷款10万元出借。

就连张改萍的司机，也俨然成了红人。经常有人打来电话，从他这儿了解张改萍的行踪。

　　“我也退过一些人的钱，结果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为谋得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陈新智不惜投入38万元，而这也是张改萍收受的最大一笔贿款。

　　2003年5月的一天，时任商州区纪委副书记的陈新智找到商人杨江雄，提出想调任教育局局长。他知道杨江雄与张改萍“很熟”。而实际上，此时的杨江雄已在与张改萍进行过一桩权钱交易后，当起了张改萍的“贿托”。

据张改萍回忆：“杨江雄到我办公室，说陈新智要当教育局局长，并给了我一个纸袋子。我意识到是钱，估计有10万元。考虑到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争的人多，不想沾这个是非，我坚决不要，杨将纸袋提走。”

　　但杨江雄并没有死心。同年11月底的一个早上，杨江雄又摸到了张改萍在咸阳市的家里，再次提起陈新智想当教育局局长的事，张改萍表示难办。这次走时，杨江雄留下了一个塑料袋。张改萍打开一看，是10万元钱。她有些犹豫：马上到年底了，自己还是要用钱的，这钱先收下，陈新智当局长的事以后看情况再说，能办就办，不能办把钱退给他。

　　2004年春节前，陈新智到张改萍家拜年，又提出想当教育局局长。临走时，陈新智留下一个纸袋子。张改萍打开看时，发现两条中华烟下面的塑料袋里，鼓鼓囊囊装了8万元。

　　2004年4月，杨江雄找到张改萍，询问陈新智当教育局局长的事。张改萍告诉他，“这事已定下搞民主推荐，将来以票数定。”杨江雄拜托张改萍多多关照，并送给她一双鞋。杨走后，张改萍发现里面有20万元现金。

　　张改萍对此心领神会。不久，关于教育局局长人选一事，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张改萍都投了陈新智一票。事后，陈新智如愿以偿。

　　张改萍事后承认，搞民主推荐是她决定的，她有自己的算盘：陈新智是纪委系统的，在区上人熟，肯定会有人支持，而且陈还是有些工作能力的，到教育局能把握局面。“这是我敢收陈新智的钱并搞民主推荐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不决定搞民主推荐，那陈能不能当上局长就难说了。”

　　陈新智刚上任没多久，就有人把大字报贴在了市政府门口，揭发他买官的问题。据说，当时他买官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几个人投资给他买的这个官。检察机关后来查出，陈新智送给张改萍的38万元，其中有33万元是分别从5个人那里借来的。这其中，不止一人在借出钱时就知道陈新智是用来给张改萍“拜年”或竞争教育局局长用的，有1人还是从卫生防疫站的集资建房款中给陈新智提了4万元。
“在这之前，我也退过一些人的钱，结果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张改萍说，“我也需要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啊。”据了解，当时仅教育局局长一职，争的人多，送钱的人也多，在陈新智之前，张改萍已经退了五六个人的钱……

[ Last edited by kgdyww on 2006-7-19 at 14:36 ]

“连正常的事也不给办了，非得给好处才能走得通”

　　既然是投资，就要有回报。作为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老区，在商州，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收入一般不超过1000元。这些买官者，多靠借、贷来筹集贿款，为了能早日收回成本，他们在上台后便频频伸手。

　　“到某些政府部门办事，变得异常艰难，连正常的事也不给办了，非得给点好处才能走得通。”对此，商州群众意见很大。有人举例，学校到教育局领取拨款，如果不表示，正常的款项就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