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高官：全球金融海啸，美国是最后的赢家！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的状况现在远比美国好很多，更没有理由陷入美国的困境。但是，如果不小心翼翼的处理好各种问题，不作相应调整，中国经济风险也会增加，甚至转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给正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伤害。

中国的应对措施——

强化国民信心 调整投资策略

当然，中国的有利条件很多，但这不仅要用足用好，更重要的是，必须讲求高效使用。

一、通过扭转国民对股市、楼市的预期强化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是温家宝总理日前在美国所说的一句经典之言，他点破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信心经济。

但是，这个信心不仅是政府的信心，更是国民的信心。即，国民越有信心，越会多投资、多消费，经济就会越来越好——如此是良性循环；相反，国民越没信心，就越不投资、越不消费，经济就会越来越坏——如此会恶性循环。

必须清晰地看到，目前中国经济正徘徊在一个分水岭，各种统计经济数据表明，中国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信心)正在走向负面，这很容易让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同时需要看到，对国民信心打压最直接、最严重的，莫过于股市和楼市的低迷不振，而要恢复国民信心，也必须从这两大市场入手。这也是效率最高手段。从现在的政策看，中央已经意识到，并已经采取相应措施。

二、财政投资最好通过社保基金完成。就目前经济形势而言，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势在必行。但是，应当把一部分风险较小、收益稳定——最好的财政投资项目通过社保基金完成，尽可能减少政府直接投资。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的基本特征，进一步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党的威信；其次，把最好的项目交给社保基金完成，是向全国人民输送利益，避免利益集团的争夺；第三，大量资金进入社保账户，可以大幅减低国民后顾之忧，有效强化其消费意愿和风险偏好；第四，可以使政府投资项目具有法人主体，减少投资成本，增强投资效率；第五，同样实现了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目的。

三、钱从央行票据转成国债而来。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债余额管理，但鉴于过去的五年间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财政盈余较多，所以用不着发行短期国债对财政收支进行调剂，以至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不得不发行大量央行票据，目前市场存量已经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些央行票据其实质也是国家债务，不过没被列入国债余额而已，但每年所需支付的利息，一样需要财政开销。这其实是一笔闲置的财政资源。

因此，只要把这些央行票据等值转换为相应期限国债，这里至少应有1万亿元人民币的“沉淀资金”——永远只需付息而不必还本金；财政用这1万亿元资金投入社保基金，其余国债收入委托央行经营、并继续用于公开市场操作。

当然，也可以采用短期国债和央行票据并行的办法，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效率和灵活性不至于受到财政需求影响。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虽然财政投资加大，但中国的债务率并没有实际增加。

四、需要立即全面检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第一次救了中国；今天，还是由于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第二次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认真、谨慎地面对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必须搞清楚，目前中国有没有条件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借以避免未来可能的开放过度，增加中国经济风险。

五、让外汇储备投向中国自己。鉴于美国债券的流动性已经大幅降低，所以，现在用外汇储备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将是最差的选择。那买什么？去买回中国企业、银行在境外发行的、以美元或港元计价的资产。

这些资产大都已经被恐慌的市场严重错杀，而此时中国政府出面回购这些公司的股份，一来风险较少而未来收益可观，二来鼓励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的信心，三来推高中国资本的国际地位，四来为中国企业境外收购资产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是流动性问题。但现在举目望去，国际上哪有流动性好的资产？所以，既然流动性都不好，那不如买自己的资产，一方面可控性强，另一方面国内对其流动性的变通回旋余地大，这些优质的资产未来无疑是融通现金的优质抵押物。第三，相对于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1000亿元到2000亿元资产流动性稍差不是大问题。

香港地区的危与机——

不再做华尔街玩偶 夺回亚洲资本市场定价权

如果我们看清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性质是“第二次美元危机”，是60年美国积累下来的贸易泡沫、财政泡沫、债务泡沫、实业泡沫、上市公司财务泡沫、房地产泡沫、消费泡沫以及评级泡沫等等——所有泡沫的一次总爆发、总清算，那么我们就应当确认，美元的贬值以及华尔街股市的下跌，将不是一个短期可以结束的走势。

因此，A股也好、港股也罢，它完全没有理由永远被华尔街拖累。

但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聪明的投机客借用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把香港变成了“慢速自动提款机”。但与1997年不同的是，他们一改往日凶悍之习，对港股、港汇实施的是“恶意而温柔”的操作，让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不仅没有感受到过分的疼痛，反而给人以市场活跃的假象。

被华尔街玩弄于掌中的H股，如今已经惨不忍睹，多支股票市盈率已经低于1倍。同时，H股被恶意低估，对A股构成了强力压制。几乎每一次大投行下调H评级，都会在A股得到反应。

正因如此，2008年7月3日笔者曾大声疾呼“A股的祸根在香港”。不过，既遗憾又欣慰的是，直至今天，香港金管当局刚刚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尽管内地管理者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从近期的市场走势看，情况在往好的方向变化。直接的迹象是，港股正在努力摆脱华尔街，走出独立行情。当然，目前还仅仅是个较为微弱的迹象，能否持续？很难讲，但值得期待。因为脱离华尔街利国利港。

其一，只有H股奋力反击，A股才有稳定可言。为什么？因为如果没人看好1至7倍市盈率的H股，就不可能有人看好14倍市盈率的A股。不要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与世隔绝，那是自欺欺人。应当说，无论是国人还是洋人，只要他希望投资中国股市，至少会在H股和A股予以同样的关注。

其二，香港只有摆脱华尔街，为亚洲企业撑起资本定价的大旗，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而现在正是一个大好机会。

过去的香港，尽管金融人才充足，金融设施完备，但它并不是一个金融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切金融市场行为的核心与根本是：形成资本定价。但香港过去没有为任何金融商品定价，港股定价也不曾脱离过华尔街的掌控。所以说，港股过去仅仅是华尔街手中的一尊玩偶、盘中的一道小菜。

但是，现在机会来了。如果香港能够引领中国股市乃至亚洲股市率先走出困境，并通过监管等各种必要的手段全力维护亚洲企业定价，那香港必然在即将到来的一个“新亚洲时代”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

相反，如果香港市场一味静观事态不断恶化而听之任之，甚至认为，全球股市都在跌，香港没有理由不跌，那不仅会纵容国际投资客玩弄香港，更严重的是，它将成为中国金融稳定的绊脚石，并严重干扰中央政策的有效性。甚至，会将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和中国经济一起拖入深渊。

因此，香港金融管理者必须意识到，香港的金融市场绝不仅仅是香港的市场，更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市场，而是关乎中国金融安危的市场。

对香港而言，机会就摆在眼前。

如果真的出现这么一天，那就好了，不过对世界的影响会很深远啊

深刻的文章,有不同的观点,我喜欢

核心提示：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产生的背景,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表现及原因,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损失及其影响。
一、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产生的背景

　　2001年前，次级房屋贷款在美国增长缓慢。从2001年起，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美国房价强劲上升，此外，次级房屋贷款较低的申请标准、简单的申请程序以及次级房屋贷款证券化的飞速发展等，共同推动次级房屋贷款规模迅速扩大，2003年达到4000亿美元，到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2006年增长放缓。次级房屋贷款在房屋抵押贷款中的比重从1999年2%左右增加到2006年近15%。在此过程中，次级房屋贷款规模的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以及对MBS和CDO等证券的投资热情高涨是同时出现且相互联系的，而这既造成了繁荣，也孕育了目前的次级房屋贷款危机。

　　伴随次级房屋贷款规模的扩大，以此为基础资产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及相关信用衍生品如GDO(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GDO平方、CDO立方、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等也得以飞速发展。到2007年一季度末，MBS余额约59840亿美元，MBS余额占住房抵押贷款余额(约10.4万亿美元)之比达到57%。如将非政府机构发行的MBS按基础资产类别细分，可发现，以次级房屋贷款为基础资产发起的MBS占全部MBS余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3%上升至2006年13%。在全部MBS中，以ARM贷款为支持的MBS的比重从2002年11%迅速上升至2007年一季度末的29%，约17406亿美元。可见，以次级房屋贷款尤其是ARM次级房屋贷款为支持的MBS比重的提高，使得整个MBS市场以及CDO等信用衍生品市场受次级房屋贷款质量的影响加大。

　　二、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表现及原因

　　(一)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表现

　　次级房屋贷款借款人违约行为的直接后果是造成贷款人在相应业务上的损失，危机的，最初征兆就出现在这些机构上。2007年2月13日，汇丰控股为在美国发放的次级房屋贷款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4月14日，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随后，危机扩大到以次级房屋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信用衍生品市场，持有这些产品的机构投资者纷纷遭受损失。7月19日，贝尔斯顿旗下两只对冲基金濒临瓦解。8月，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AIG、澳大利亚麦戈理银行旗下两只基金、台湾人寿、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巴黎银行、荷兰投资银行NIBC Holding NV、高盛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加拿大皇家商业银行等陆续宣布由于投资次级债券而蒙受损失，有的不得不宣布破产。

　　事实上，次级房屋贷款及其债券及衍生品市场的危机源于次级房屋贷款到期未付率的提高。全部住宅抵押贷款的到期未付率从2005年四季度起开始上升，至2007年二季度达到5.12%，仍低于2001年底和2002年初的水平。但次级房屋贷款尤其是ARM的情况则严重得多(图1)。次级房屋贷款的到期未付率从2005年四季度开始上升至2007年二季度14.8%，远高于2002年水平。其中，浮动利率次级房屋贷款尤为严重，达到17%，已高于2002年15.6%的最高纪录，而固定利率次级房屋贷款约为11%，仍低于2002年16%的水平。经验表明，到期未付率的提高往往预示未来一段时期内违约率将上升。

　　(二)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引发相关债券市场及信用衍生品危机的原因

　　美国次级房屋贷款之所以引发贷款本身及相关债券和衍生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其原因大致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和30年期固定利率房屋抵押贷款(不含次级房屋贷款)的合约利率持续下降直至2004年(图2)。这无疑推动次级房屋贷款规模迅速增加，也意味着再融资成本较低，从而使2003～2004年到期未付率明显降低。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至2006年8月提高至5.25%，随后一年内维持不变。房屋贷款利率也相应上升。利率的上升无疑加大了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尤其是对2003～2004年低利率水平下发放的大量“2／28”和“3／27”型的混合ARM次级房屋贷款借款人影响更大，因为这些贷款会在2005年或2006年重新设定利率(interest rate reset)。

　　第二，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次级房屋贷款的违约率。美国房屋价格从1996年开始逐年提高，上涨速度也逐步加快，自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中期，上涨速度急剧提高。从2005年第四季度开始，房屋价格上涨速度开始明显下降，至2007年第二季度，房屋价格指数停止上涨，部分地区房价明显下滑(图3、图4)。房屋价格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2005年第四季度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

　　第三，次级房屋贷款标准的放松以及法律和监管的缺失。次级房屋贷款借款人的信用水平本来较低，贷款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以经纪人和客户代理为主的销售模式更是加剧了审贷管理的松懈，使贷款质量明显下降。无论是具有第一还是第二留置权的次级房屋贷款，2005年和2006年的到期未付率都高于前几年，综合反映出近两年次级房屋贷款质量的下降。另外，由于对次级房屋贷款借款人缺乏统一的界定，无论联邦还是各州至今没有明确针对次级房屋贷款的法律，只在“掠夺式贷款”(predatory lending)的名义下监管，成为次级房屋贷款市场的另一制度缺陷。

　　第四，CDO等基于房屋贷款的衍生产品在结构设计和流动性方面存在缺陷。虽然CDO等衍生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分散次级房屋贷款的风险，但它自身也存在结构性缺陷。首先，CDO、CDO平方、立方等产品在同一份基础资产上衍生出众多衍生证券，当基础资产面临信用风险时，将产生链条式反应。其次，CDO等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产品，通过OTC市场在各机构间进行交易，流动性很差。再次，投资者依赖量身定做的复杂衍生金融工具如CDS来管理和对冲违约风险，这些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也差，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在一定假设下依靠理论模型和人为的参数设定来确定其合理价值，因此容易出现模型错误(model error)造成重大损失。另外，所有交易模型都严重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对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评级结果。一旦评级结果出现误差，将造成整个以此为基础的衍生品市场的系统风险，这正是次级房屋贷款风险诱发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对冲基金、银行等机构在CDO等交易中高杠杆融资。在巨大的商业利益推动下，对冲基金等机构利用高杠杆比率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次档产品，使得其交易头寸对于房价及利率都处于极其敏感的临界点上，对市场价格异常敏感。而这些机构活动的全球化使得次级房屋贷款的衍生品投资成为全球性的行为，日本、台湾地区及欧洲的机构成为主要的受害者。住宅抵押贷款债券及其衍生品的这种特点使得次级房屋贷款危机蔓延到全球各地。

　　三、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损失及其影响

　　(一)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对贷款人造成的损失

　　次级房屋贷款违约率的上升首先会给贷款人造成损失。次级房屋贷款的损失严重率(loss severity ratio)取决于几方面因素：就业状况是否稳定、房价走势、借款人是否能够获得信用购买新住宅以及再融资能力、利率走势、抵押品的处置结果等。近10年来次级房屋贷款的损失严重率在20%、40%之间，近几年有所下降。但HSBC在美国发放的次级房屋贷款在2001年房地产市场萧条时的损失严重率低于20%，而2007年二季度则已高达50%。表1是基于对次级房屋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及损失严重率的假设来估算次级房屋贷款损失。当次级房屋贷款不良贷款率为20%，损失严重率为35%时，损失规模将达到1169亿美元，而当损失严重率提高到50%时，损失规模将增加到1670亿美元。

　　(二)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债券对机构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MBS和CDO的投资者面临的损失除了与次级房屋贷款损失严重率密切相关外，还取决于投资者所持有的档级是否较高、资产池中次级房屋贷款与普通贷款的比例与结构、资产池中次级房屋贷款所在区域以及融资杠杆等。表2是在MBS和CDO规模及其相应损失率的基础上估算MBS和CDO损失。从2005-2007年8月份进行的以次级房屋贷款为支持的MBS交易可能蒙受990亿美元损失，此期间进行的CDO交易可能蒙受220亿美元损失。部分中资银行也投资于次级债券，它们也将蒙受一定损失。

　　(三)对其他信用衍生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影响

　　次级房屋贷款危机与其说是流动性危机，不如说是信用危机，因为次级房屋贷款的到期未付率上升引起投资者对信用风险的普遍担忧，而市场并非缺乏资金。这种忧虑除引起与此相关的MBS和CDO市场的波动外，还波及其他信用衍生品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以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为例，在2007年8月的最后三周，以美元标价的ABCP余额从最高的1.18万亿陡降至9980亿，这是由于ABCP风险溢价急剧上升，发行人寻求更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以30日ABCP为例，它相对于一个月期国库券的溢价在8月20日曾达到356个基点的历史高位，8月底下降至223个基点，但仍远高于往年平均水平。

　　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对次级房屋贷款人以及MBS、CDO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会反映在其股价上，每当投资者出现恐慌，股市及其他市场都难免受到冲击。由于各国股市之间存在联动关系，这种冲击还可能波及其他国家的股市。同样，公司债券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及各类相关衍生品市场等也与之产生联动，次级房屋贷款本身的风险由此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四)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可能性
　　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可能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可能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这将增加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可能提高贷款利率或者提高贷款标准从而压缩信贷规模，这将对住房需求起到抑制作用。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都可能对住房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次级房屋贷款可能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房屋贷款的借款人有部分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其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ortgage equity withdrawals，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开始下降，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将对美国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事实上，美国的各项经济数据已经显现出疲态。此次危机对美国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通过出口等途径传导到其他国家，尤其是高度依赖向美国出口的国家，包括作为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的中国。

　　四、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中的政策干预、效果评价及发展趋势

　　(一)各国应对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措施及其政策效果

　　次级房屋贷款在2007年2月开始暴露的风险并未引起美联储重视。至6月底，它才与其他四个部门就次级房屋贷款共同发表声明(Statement on Subprime Mortgage Lending)，强调次级房屋贷款人需要遵循谨慎性原则，要求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债务收入比、收入来源和数量、资产和负债以及文件完整性和双重留置权等谨慎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7月上旬起，标准普尔调低全球次级抵押债券评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随后，贝尔斯登所属对冲基金爆发风险，全球股市暴跌。

　　至8月9日，欧洲金融市场出现了对流动性的强劲需求，推动了隔夜借款利率大幅上扬，股市也出现恐慌性下跌。欧洲央行被迫大规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缓解市场流动性的短缺。欧洲货币市场出现的流动性短缺影响到美国联邦基金市场。联邦基金实际利率水平在数个交易日早上超过了5.25%的目标利率水平，最高时达到了6%左右，而且市场心理出现了明显变化，出现了大量对流动性的预防性需求。因此，美联储从8月10日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资金。日本央行随后也开始注入资金。美联储试图通过临时改变初级信用贴现窗口的规则改善市场流动性。但在随后的公开声明中它认为金融市场的形势已经恶化，更紧张的信用状况和更高的不确定性有可能遏制经济的继续增长。尽管没有明确说明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关注已超过对通货膨胀的关注，但已清晰地暗示出关注前者的中心地位。在此状况下，9月18日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

　　至此，美联储已明显地将其对通胀的关注转变为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但是降息并不会对缓解次级房屋贷款危机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幅降息会给处于流动性过剩的美国金融市场带来新的压力，导致通胀压力。虽然这些努力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困境，但要想让那些，由于市场波动而蒙受损失的风险厌恶的投资者恢复对以次级房屋贷款为基础资产的MBS及CDO等产品的信心，则仍需时日。总之，各国央行的上述措施旨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当此次危机对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等实体经济产生进一步负面影响时，可能不得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除央行外，美国其他部门也陆续采取各类措施，缓解次级房屋贷款的压力。2007年8月27日，Ginnie Mae宣布取消由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VA)提供担保的房屋贷款规模的限制，允许规模在41.7万美元以上的房屋贷款进入资产池，并以此为基础资产发行由Ginnie Mae提供担保的MBS。这项措施可以增加由GinnieMae担保的MBS供给量，但是，由于VA的贷款规模往往很小，因此，它对MBS市场的影响可能相当微弱。8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一系列旨在缓解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措施，包括冻结贷款利率五年，以及联邦住房协会保障计划(Federal Home Association Han)，该计划允许那些在利率重置前没有出现到期未付而在利率重置之后面临到期未付的借款人从FHA再融资。这些提高了ARM借款人的再融资能力，但由于次级房屋贷款的复杂特征(比如大部分次级房屋贷款被证券化以后，决策者不再是原始贷款人而是贷款服务机构)以及次级房屋贷款抵押品双重留置权的存在，它在缓解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成效上仍有待观察。另外，它还要求再融资申请人具有完整的收入证明文件，债务收入比不得超过41%，因此，只适用于资质较好的次级房屋贷款借款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政策效果。

　　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未来如何发展，既取决于次级房屋贷款的制度调整以及监管部门的干预行为，也取决于房价走势与次级房屋贷款的规模、结构变化。

　　(二)美国房价走势及ARM次级房屋贷款的发放规模和利率重新设定

　　根据高盛的分析，房价除受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带来的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的下跌压力外，它仍被高估了13%～14%，更为悲观的估计则是高估了50%。这意味着美国房价仍存在进一步下跌的空间。而次级房屋贷款在证券化基础资产中比重的提高以及ARM在次级房屋贷款中比重的提高，使ARM的利率重新设定对判断次级房屋贷款危机走势有重要意义。

　　重新设定利率的ARM规模除2007年中后期出现高峰外，在2008年3月～6月间还会出现新的高潮。这意味着次级房屋贷款的违约率和损失率仍有继续上升的可能。可以预见，这场危机还只是刚刚开始，全球金融市场还将面临新的震荡。

　　五、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对于我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至少提供了以下启示。

　　其一，反思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澄清政府在这一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考虑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离低收入阶层到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低收入阶层的信用风险一般较高，且对利率和房价较为敏感，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获得房屋抵押贷款，无疑将增加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为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权，急需发展和健全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这一目标须与其他制度如个人及家庭财产的申报及登记制度与相应的税收监管制度配合，才可真正得以落实。另一方面，为防范银行系统的风险，则需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对房屋贷款的发放标准及比例，限制预售期房的按揭贷款及开发贷款。

　　其二，反思房地产金融体系设计，将遏制房价泡沫与控制银行风险相结合。当房地产开发、经营、消费活动都依赖于商业银行贷款时，房地产市场与商业银行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降低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商业银行的负面影响，在转变房地产融资模式和加强创新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严防贷款质量下降。改革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组织及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及住宅抵押按揭贷款证券化机构已经迫在眉睫。

　　其三，在设计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发展金融衍生品时，须充分认识到衍生品的两面性——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如MBS和CDO等信用衍生品为贷款人提供流动性以及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重新分配风险满足投资者的不同偏好，信贷资产证券化还能有效地缓解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的状况，因此，金融创新仍需继续推动。同时，还应对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加强监管，严控风险，如在制定各种政策时，严格控制杠杆交易的上限，避免利用杠杆效应过度，避免单一市场风险向其他市场传染。

　　最后，对冲基金以及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银行等机构在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活动以及危机向全球蔓延的特点，再次将监管的全球性协调提到重要位置。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明显地影响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管制短期内也许有助于避免直接冲击，但并不能完全避免其负面影响；因此，不能对此存有侥幸心理，而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加强金融监管的全球协调。

感觉好复杂啊

　新浪财经讯 在收购了美林和加州抵押贷款机构 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后，美国银行并没有放缓发展的脚步，美国银行又将在中国建设银行(4.48,-0.07,-1.54%,吧)(以下简称“建行”)的持股比例从10.75%提高到19.1%。　　建行公告称，美国银行将根据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签订的协议行使认购期权，从汇金购买195.8亿股建行H股，每股行权价为建行9月30日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1.2倍，这相当于每股2.80港元。70.7亿美元的总额较所购股票的市场价存在32%的折扣。
　　行权后，美国银行将持有447.13亿股建行H股，占建行总股本的19.13%。汇金直接持有和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的建行H股为1332.62亿股，占建行总股本的57.03%。
　　按建行H股昨日收盘价4.11港元计算，本次行权后美国银行所持建行H股市值为1837.7亿港元，合237亿美元，浮盈约117亿美元。
　　美国银行声明称，预计该交易将在本月底前完成。美国银行称，未经建行同意，新购买的股份不能在2011年8月29日之前出售。
    美国银行表示：“我行准备保持作为中国建行长期的重要战略投资者的地位。此外，双方将根据2005年达成的战略协助协议推进双边合作，以及其它计划的执行。”

    作为美国财政部对该国最大几家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银行即将获得另外250亿美元资金。(盛甫)

核心提示：世界银行的这一预测，7.5%将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低的速度。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是9.4%，此前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速是9.8%。中国2007年经济增幅为11.9%，是连续第5年增速在两位数。
世界银行公布的季度预测报告中称，考虑到全球危机的影响，调低了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把对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由原先的9.2%，调低至7.5%。
　　按照世界银行的这一预测，7.5%将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低的速度。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是9.4%，此前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速是9.8%。中国2007年经济增幅为11.9%，是连续第5年增速在两位数。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上个月指出，与超过两位数的增速相比，中国经济大概有2-3个百分点的修正。
　　中国政府多年来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在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明年依然能够达到8%-9%。但世界银行驻北京的经济学家Louis Kuijs认为，世界经济前景暗淡，另外，中国国内的减速也已显现出来。
　　世界银行认为，最近几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宏观调控措施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明显受到影响，鉴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私人投资会降低，并且外部经济环境前景也不利。
　　但是，世界银行也注意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已经从2008年夏季开始采取措施支持其经济增长，采取“更加扩张的宏观政策”，而“最大规模的投资支出将在2009年起决定作用”。两周前，中国宣布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刺激投资和内需。

　　今年第3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降至9%，为5年来最低的季度增长。自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8%-14%之间，除了1998-1999年间增速在7.8%-7.6%。

核心提示：2009年全球经济将步入衰退，中国经济明年下半年才能有所好转。日前，国务院宣布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鉴于许多项目的真正实施、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要到接近明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将比下半年经济表现更差。他强调，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但由于政府投资力度加大，中国经济明年仍有望保持8%的增长。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2009年全球经济将步入衰退，中国经济明年下半年才能有所好转。日前，国务院宣布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鉴于许多项目的真正实施、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要到接近明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将比下半年经济表现更差。他强调，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但由于政府投资力度加大，中国经济明年仍有望保持8%的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明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将是前低后高，“总体来看是一个平稳发展的走势。”
    张立群说，支持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要素保障条件在我们国家现在来看是非常好的：资金方面，我们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20万亿人民币，我们有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有超过7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所以支持生产建设、经济增长的资金保障条件是非常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保障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技术保障现在也非常好。”
    还应该看到，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据张立群分析，首先是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两倍，生活状况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差异非常明显，城乡居民对提高生活的需求是巨大的。第二，收入增长是有一个不断增强的动力，特别是我国七亿农民被唤醒之后这种动力表现得非常强。
    “所以，中国经济尽管对外贸易对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总体来讲作为大国经济还是以内需为主在发展，国内增长对经济的新增长是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个市场未来可持续性非常高。基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有很强的信心。”他说。
    不过，张立群也同时指出，政策调控应着重关注三方面问题：一是消费需求和消费升级的步伐有可能减慢。二是投资有趋降变化的可能。三是出口的增长速度也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在巴西圣保罗参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大约在8%至9%之间。他指出，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目前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强于其他任何国家，具备了在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刻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条件，从而起到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作用。

中央政府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及时知道的，信息闭塞啊

按：李昌平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民由于再次逐步丧失自主性或自主权，才导致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凋敝，加速了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在WTO体系中已经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中国才面临目前的经济困境。
李昌平：台湾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要把分散的小农变为有组织的现代小农。所谓有组织，就是由农民自己主导，农民分享农村经济整个链条的收益。如果不纳入国家体系，就是把农民都甩在国家发展体系之外，农民成了二等公民，哪有自主性？
李昌平：中国要想获得自主性，要先从农民的自主性着手。要让农民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的收益。这个权利要给农民，不能再像上世纪90年代，由政府和开发商独占了这两项收益。
本报评论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张佳玲

完善农民自主性才是提振内需根本之道（以上为资料图）

记者：你在近期提出农民的自主性如何丧失的问题，并从这个视角来观察和反思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很有启发性。
李昌平：我是研究农民问题的，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什么时候农民获得了自主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就会节节高，如上世纪80年代。什么时候农民丧失了自主性，即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也不会提高、甚至会出现倒退，如上世纪90年代和人民公社时期。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自主性是自我发展的前提，发展必须完善自主性。去年7月，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随后全球粮食、石油等资源价格暴涨，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损失巨大。与此同时，国内企业出口受阻、效益下滑，CPI居高不下。国际国内乱麻一片的经济现象，经济学话语失去了解释力，我开始用自主性视角审视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困境。我发现，中国今天的很多危机，是自主性丧失的危机，是外向依赖型经济模式的必然结果。

记者：也可以用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当前全球金融海啸，观察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内部失衡如何影响全球的经济失衡。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外向依赖性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与2001年IT泡沫后美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连接起来。

李昌平：中国外向依附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最早是因为日本。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大幅升值，美元大幅贬值，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上世纪90年代进入衰退，资本向海外寻找出路。而中国当时由于80年代后期政策失误———再次剥夺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农民负担加重，乡镇企业倒闭，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出现“民工流”。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恰好把中国的“民工流”跟日本资本、台湾资本、香港资本、全球资本输出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中国外向经济模式的开始。像你所说，美国在2000年前后，IT经济泡沫破灭，中国又加入WTO，这进一步使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变成了外向依赖型经济。这种外向依赖型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使中国工业化水平提高了。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日本，也拯救了全球。

记者：按照你的理解，其实是分两个阶段：在2001年前，中国的经济是外向型，只是与全球资本形成一个初步的结首先合，还没有形成外向依赖性。2001年后，美国要寻求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靠什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在全球最具有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次级债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创新。

李昌平：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里，中国廉价出卖劳动力、资源、初级产品和低端产品，美国则向中国输出美元和金融衍生品。2001年，中国的煤是30元钱一吨，现在的煤600到800元钱一吨。煤价上涨了20多倍，我们是用高能耗、高污染、低资源价格、低工资、低社保为代价，换取巨大的美元储备和金融衍生品。但现在美元和金融产品大幅贬值。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中国9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没有消费能力，经济内循环无法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完全依附海外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失去了自主性。

今天中国的“民工流”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从农村中逼出来的，连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再生产”都不能完成，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谁都竞争不过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可以跟中国竞争。中国的农民工把全世界制造业的活都做了，但自己却没有消费能力。

记者：那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呢，那时中国的农民有自主性吗？

李昌平：从1949年到1978年，以牺牲农民自主性，强化国家自主性。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就是从1949年到1953年这个时期，实行的是小农家庭经营制度。但当时国家为了快速工业化，发现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对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太慢，成本太高。而在那时，我们外部遭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中国与外部市场是隔离的。于是，中国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转向了内部。如何用较低的成本把农民和农业的剩余价值转移到国家资本主义体系里面来？如果一家一户收，成本太高，所以必须组织化。从互助合作到高级社、人民公社，通过高度集权和高度的计划体制，把农业剩余低成本拿过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有一些手工业和民族工业，当时物价飞涨，而要把这些工商业资本整合到国家资本主义体系里，怎么办？就直接控制原料。不是粮价高涨吗？我把粮食原料控制了；纱厂不是要涨价吗？我把棉花控制起来。所以那时农村的改造是要把农村的剩余价值直接拿过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组织化控制农产品（工业的原料），来对工商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呢？国家工业化后期，发现产品卖不出去，跟今天一样，农民买不起，农民也没有更多产品和国有企业交换，城乡交换和工农交换无法有效循环起来。所以，靠牺牲农民自主性的国家工业化无法可持续下去，这就有了改革开放。

1978-1988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以农民自主性的回归为特征的。从分田单干，到发展多种经营，再到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相对于以前的人民公社体制而言，实际上是不断给农民分权，不断完善农民的自主性。自主性是创造性的前提。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分地，1984年出现了卖棉难，粮食没有地方收。后来就搞多种经营，就把粮食转化成鸡鱼鸭肉，很快鸡鱼鸭肉就不要票了，因为有市场了。市场是农民创造出来的，有了市场，农民就有了钱，有了钱要买东西，要消费。那时国有企业远远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市场需求，物资短缺，那农民就要发展乡镇企业啊！所以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农民推动国家发展的，农民自主性在回归过程中间也推动了国家自主性的完善，不仅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还形成了内循环———发展经济目的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1988年后，国家政策又急剧转变。

记者：为什么在1988年突然发生了这么一个大转折？

李昌平：当时的一个背景是1988年以前，乡和县的财政情况比较好，中央的财政状况比较差。很多人就开始反思，觉得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搞起来没有前途，需要进一步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大城市化的步伐。当时的讨论很激烈，整个国家都在讨论。我在乡镇工作，也感受到这个氛围。当时包括费孝通，他是很主张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但最终乡镇企业发展“过度论”占了上风。

记者：是的，费老在上世纪90年代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支持发展小城镇建设，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区域带动，“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发展思路。

李昌平：对。但当时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过度的，要做调整。这是当时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第二个是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要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补资本主义的课等。这两种观点占了上风，于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又回潮了，以牺牲农民自主性和利益为代价，搞国家工业和城市化。政策也调整了，第一个调整是财税包干，大量财力向上集中去办大事，去搞国家工业化了。把很多事权往下放，把财权往上收，搞得基层政府没法过日子。第二个是把土地权拿走了，约束乡村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为什么后来小城镇发展不动，因为不能用土地了。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是因为可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办工业，到1988年后就不行了。

记者：那时乡镇企业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和使用效率的确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李昌平：只要是发展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没让乡镇企业发展，没让小城镇发展，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也没有解决。照样出现这个问题。乱建工业园区，污染的问题等，比20世纪80年代更多更严重。因为20世纪80年代农民发展集体企业或建立乡镇企业，用的是自己的土地，是有自我约束的。到后来补资本主义课，用的不是自己的土地，到处是“圈地跑马”和污染，比过去更残酷、更严重。

到了1988年土地政策变了，农民不能再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了。银行也不给乡镇企业贷款了，因为乡镇企业没有土地权了。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银行给开发商、城建部门贷款，就是因为他们手上有土地啊！银行不给乡镇企业贷款，乡镇企业衰落，但地方基层机构又膨胀，1985年我当乡党委书记时，整个乡政府只有9个干部，到了2000年，一个乡镇政府就有100多人，这还不包括其他的什么财政所、税务所等条条机构的工作人员。加上工资又上涨，事权下放，财权上收，怎么办？只能拼命加重农民的负担。农民的负担由50斤谷子增加到300多斤谷子。还不够，还收人头费、猪头费。农民没有钱了，谁去购买乡镇企业的产品，所以乡镇企业就萎缩。而且，地方政府向农民摊派负担的时候，也向乡镇企业摊派负担。在这种背景下，乡镇企业怎么活？再加上中央各个部门立了很多法。一个松花蛋加工厂，十几个部门收费。乡镇企业的负担，不仅是块块加上去的，条条增加更多，各种各样的审批越来越多。

记者：20世纪90年代内地乡镇企业萎缩，但江浙和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却是从那时走出来的。

李昌平：这有两个原因。沿海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没有垮下去并取得了发展，第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给了广东、江浙一带的企业很多特殊政策。比如说给它们廉价的使用土地权，财税、银行金融政策上都给了很多优惠，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都是粮产地，对土地控制得非常严，也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当时的“民工流”，就是我们说的廉价劳动力，与当时的国际资本要在东部结合了，外向依附企业只能在沿海做嘛。它不可能到内地去。虽然也可以做，但不能形成大气候，不能形成产业集群。东北的工业基础这么好，它也赶不上外向型这一步，接不了轨，所以东北也萧条下去了。

记者：现在再回过头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1988年重新选择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化和大城市化之路，实际上是中国这么多年来内需不振，市场不能自循环的开始。


李昌平：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认识，他是防范的。按照他当时的设想，这样做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安排，并不是一项国策。他提出要分几步走，最后要形成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城乡矛盾不能扩大，地区矛盾不能扩大，民族矛盾不能扩大，不能牺牲环境等，邓小平晚年都是有讲过的。但邓小平的这一策略性安排到现在还在延续。到200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翻两番，这个策略还没有改。越是没有改，农民就越没有钱，农业越是凋敝，怎么办呢？继续靠高能耗、高污染、低劳动力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只能卖到国外，就是外向依附———自主性丧失。现在我们体制内已经形成了一股自我殖民化的力量。


中央在2001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也提出这种模式不行，必须扩大内需。随后，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等，旨在摆脱外向依附型经济模式，但到今天这种模式也没有调整过来。一旦形成了外向依赖，想改过来也是不容易的。


记者：我们先不探讨调整的问题。如你所说，当时选择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国内国际两大背景，有历史的契机。回过头来看，中国当时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李昌平：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改革开放只是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为了使中国自主性得到加强，是要建起一个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结果把手段目的化，凡是“改革”就是对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问题已经很多了，也发现问题了。中国已朝着外向依赖型的方向发展了，资源消耗那么多、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大豆、钾肥、木材等，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价格就翻番涨价，而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从服装、打火机、玩具、鞋帽等无不如此。


记者：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有别的选择吗？


李昌平：当时的选择有两种。一种选择是把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在沿海结合起来。另一种选择就是重复1979年-1988年历史经验，完善农民的自主性，走依靠内需的路子。当时如果我们能够两手都抓，沿海部分地区搞外向型经济，同时内地搞内向型经济，就会避免现在的困境。可是当时我们的心思已完全向海外去，结果形成了外向以来，自主性没有了，而有效内需极度萎缩，内循环建立不起来。


我不止一次说过，日本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日本在1986年广场协议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企业都往海外转移，去找出路。因为日元升值后，日本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来了，日本企业维持不下去了，就把企业搬到国外去嘛。利用别国的资源、别国的劳动力，发展遍布全球的“日本人经济”，创造财富再转移到日本去。


但日本也不是简单地把美元存起来，而是用美元进口大量的煤、石油、木材等，把这些资源都库存起来，目的是为了增加日本国家的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扩张，其国内GDP虽然萧条萎缩了十几年，但通过在海外的发展补偿，日本人民的生活并没有降低，甚至比过去还好，同时它的环境也变得更好了，资源和能源储备比过去更充分。今天的中国应该怎么做？应该学习日本，想办法利用别人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去创造财富，扩大自己的自主性。


记者：回顾和反思过去，实际上是为当下和将来的选择提供警示和借鉴，你觉得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改如何转型才能获得自主性？


李昌平：中国要想获得自主性，要先从农民的自主性着手。先说农村的土地制度，无论是私有化、国有化或集体化，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农民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的收益。这个权利要给农民，这是最主要的。不能再像上世纪90年代，由政府和开发商独占了这两项收益。至于农地农用政策，我认为也要尊重农民的权利。是分户承包还是合作承包、合作经营，还是要搞新集体经营，要由农民自己去选择。农民不比我们傻。


记者：虽然制度设计上是如此，但我们看农村土地的实际运作情况，农民在自动自我调整，而国家对乡村内部的自我调整是默认的。


李昌平：当政策制度规定几十年不变时，这个调整速度就会很慢、成本也高。如果尊重农民的意愿来设计政策，速度快，成本也低。要给农民自主性，可以设计一个大框架，但微观的问题中央政府不要去管了。土地政策中第三个就是要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就是我上段时间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所讲的，要建立“农转非”制度。所谓“农转非”制度，就是依照规划农转非，土地农转非后，政府得一半，农民得一半。依法农转非时，政府拿走50%的土地用于公益建设或农民工住房建设；农民还剩下50%城市建设用地。无论农民是修停车场，还是修花鸟市场，还是修大超市，或者找个开发商合作搞房地产，或是找个资本家合作搞工商业，或是出售等等，农民都可以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新农村建设也要从土地制度去考虑。土地制度搞不好，新农村建设速度非常慢。村与村之间调地，可以加快中心村建设步伐；小城镇建设的土地怎么安排？现在的小城镇也存在农转非问题。这些制度安排都要给农民自主性，农民自己可以去调。法律要配套。农民调了，政府就给变更登记，这也是恢复农民自主性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土地政策合理，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可以再现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


记者：你谈过多次这个问题了，也为此写过很多文章。要增强中国的自主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吗？


李昌平：第二个方面是要重新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公司+农户的现代路径是有问题的。它不是农民自主的，它使资本获得最多的收益，农民的收益越来越少。新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要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或者农村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去选择。


记者：就是借鉴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之路。


李昌平：台湾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要把分散的小农变为有组织的现代小农。所谓有组织，就是由农民自己主导，农民分享农村经济整个链条的收益。政府要做的是扶持所谓的龙头企业去拓展海外市场，去扩大占有别的国家的市场份额，来完善中国国家的自主性。第三就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农村的公共服务都纳入国家体系，中央财政要把它覆盖掉。如果不纳入国家体系，就是把农民都甩在国家发展体系之外，农民成了二等公民，哪有自主性？


土地问题、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问题和农民的公民权利问题，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解决好了，我觉得中国扩大内需就有望了，内循环就能较好地建立起来。中国一定会有大改变。这比采取任何措施，拿4万亿元去刺激内需要好很多。


记者：这些都是长远的制度建设，4万亿元的内需刺激计划更像是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局打入了一剂强心针。


李昌平：以此来拉动内需，农民只不过得到一点点工钱。这只是一个策略性举措。4万亿用下去，如果只是增加了一些GDP，而没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外向依赖型经济模式），没有扩大农民和农民工自主性，没有扩大中国经济自主性，作用就非常有限了。1997年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今天的4万亿元是一样的思路，增长GDP是有效的，但很可惜，199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增加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外向依赖性。我们刚才讲的三点是战略性问题，那才是根本。


记者：从“自主性”概念出发，研究社区和国家的认同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李昌平：农村和农民不仅失去了经济自主性，他们穿自己的衣服都觉得丑，讲自己的话都觉得丑，一点自信都没有。而乡村社区里面的习俗、伦理价值等都在解体，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农民是这样，精英（包括明星）也是这样，所以要改国籍，要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农村是这样，中国社会也是这样。这是中国缺乏国家自主性造成的。日本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研究梁漱溟的，但跟中国不同。中国研究梁漱溟，是研究乡村建设什么的。但日本是把梁漱溟的思想作为“自主性”思想和学术资源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的。梁漱溟是主张完善自主性的，以自己为体，以外为用。他们认为东亚只有梁漱溟的思想，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该选择怎样的路径，完善自己的自主性，具有非常深远的价值的。


而中国的学界也要加紧研究指导改革开放的框架，要进行理论创新，要来研究中国怎样恢复农民的自主性、公民的自主性。没有农民自主性、公民自主性，国家的自主性最终也是会丧失的。



李昌平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李昌平作为新闻人物广为人知，始于2000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的大幅报道。这个当时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曾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

版主的这篇文章太好了！！！  读后很受教育 国家的宏观政策错误，有机硅行业也跑不了哦  受害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哦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mad: :mad: :mad:

这是个值得决策者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