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公务员

合肥某三甲大医院内科主任医师主动坦陈自己在与医疗回扣抗击10年后无奈妥协，但转而把所接受的回扣全部捐给“春蕾”失学女童（据8月14日《重庆晨报》）。
    据了解，该医生十年来一直主动抵制回扣，并坚持向上级主管部门举报，甚至诉诸主流媒体，但回扣之风仍未见好转，其本人也不得不在压力之下同流合污，对回扣照收不误，可良知未泯，廉耻之心尚存，而把不义之财全数花在救贫济困的义举上，这或许是渺小的个人所能自我道德救赎的最后选择。
    这种渺小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尼布尔在其著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社会》中提出的一样：“道德的人如何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当红包、回扣现象在医药行业已经尽人皆知，医患双方谁也躲不过去，默许甚至纵容成为现实的时候，说明某种不道德的制度性力量有可能确已形成，作为反制度性力量的个体，其道德力量在对抗制度性力量的时候，无疑是在重现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剧式勇敢。问题或许没有这么悲观，比如在许多医生的内心，良心仍然在孤独地昂着头。又或许，在“不道德的小社会”之外可以期望“道德的大社会”，期望后者更强大的制度性力量能够帮助找回失落的道德。
    一个医生收了回扣是可耻的，一个医生捐助慈善是可敬的。这是一个不道德的手段促进了一个道德目的：从一部分弱者（病患）那里巧取豪夺，却对另一些弱者（穷苦女童）大慷其慨，目的对手段的道德辩护能有效吗？当然不能！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参照一定的情境，依靠习以为常的功利主义的理性权重，来对行为主体加以谴责或施行宽恕：收受回扣是错的，但有捐助回扣情节，错误被减轻了。
    渺小的道德的个人如何在一个强大的不道德的社会中生存下去？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的选择对一个健全的主流社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用当事医生的话来表达，就是“一条鱼死了，是鱼的问题；一塘鱼死了，恐怕是池塘的问题了。”难道我们的社会业已变成了一个道德缺氧的池塘，所有的鱼都要窒息其中？到了这里，所有的伦理问题突然间淡出了，当软性的道德已经无法对制度性力量进行规范调节的时候，硬性的法律强力就必须出来拨乱反正。

道德个人如何在一个不道德环境中生存？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大家有兴趣讨论吗？

张秋平是从好几百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招聘到这个机关里来当公务员的。张秋平弄不清楚的是：当初为何阴差阳错报了那个化工专业。学成以后，竟无法找到对口的工作。于是，他一个学理工的高才生又转考了公务员。这一步步，别人很难做到的，他一次次都走得很顺，只是一切像是老天早就定下了，不是自己所安排的。他觉得内心空空的，又似乎塞得太实。
张秋平上班以后做了一件事：把机关的数据都收集起来，用电脑制了一张表，从表上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机关多少年的工作。为此他列的文件都成了堆。这份表送到了主任熊功生那里，熊主任很赏识他，很快就把他提为主管，审批科室的费用。熊主任对他说：你是理工科的高才生，算账上肯定内行，人尽其才，物有所用嘛。
下午五点以后，机关里的人开始做下班的准备了。下午上班的人不多，外出办事都放在了下午，一去就不复返。
张秋平不在乎这几分钟，就是下班，他依然是一个人的生活……
陈小颖过来了，她先朝他笑一笑，随而放了一张单据在他的面前，等他批。她转过身去看科室里的人，背着的一只手还移在单据的旁边，仿佛就等着他签下字来，马上拿走。
张秋平看了一眼，她的单据上写着办公用品，角下经手人有她签的名字。
几天前，他也签过她的单据，附着的一张发票，也像是写着办公用品。
究竟是什么办公用品呢？张秋平又想到了发票上的字迹，那笔迹似乎与她单据上的笔迹相同，好像是她写上去的。
第二天张秋平开始注意她。他从没有这么注意过一个女性。当初感觉她并不漂亮，看多了，他看到了她妩媚的一面。她的一颦一笑都显得女人味十足，她的眼神像流动的溪水，活泛得很，她的鼻子也秀气，光滑白净。
在大学里凡让张秋平多看两眼的女同学，都早早地有了男朋友，随着各自不同的毕业分配也都分手了。他想自己宝贵的第一次，当然要给终身女伴。
张秋平注意陈小颖的同时，对她的怀疑与她的女性特质渗透到他的内心来。下一次她来批单据的时候，他故意慢一点看着单据上的数字，然而，她身子靠近在他的身边所带的微香气息，使他有点心烦意乱，随即很快地签了字。他悄悄地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她挎着包，扭动着身子走出门去，走成了一条直线，形同模特儿的脚步，实在是婀娜多姿。
这一次的发票上是同样的字迹，同样写着办公用品。这能算贪污吗？
他可以继续批单据，可以装着不知情。只是既然他已经发现了，他就有义务提醒她。再说，他实在看不得她会是这样。有难度的是：他要让她理解他的善意，既提醒她，又不伤害她，不让她觉得不好意思。
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想着如何规劝她。但一到办公室里，他就觉得自己对她提醒的情景是多么不现实。
他只有一次次面对她的单据。有时单据在他手上略略地停顿一下，他希望她能知道他有所发现，然而，当她的眼光瞥向他的时候，他又很快地签上了字，似乎怕她知道他已发现了。
那一次，科室的其他人都去忙事了，只有她拿着单据走到他面前。一刻间他的心仿佛蹦跳着，有一股血涌到头上来。
他就要开口了。
然而她却对他说话：“你签的字很好看的。……每次签单也麻烦，现在做什么事都提成的，领导签字当然也应该有提成。”
她的口气明显带着玩笑。
他严肃地说：“这是我的工作……”说到工作，接下去，他就想谈一谈国家工作的廉洁性了。但他突然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他立刻停了口。也许走廊里的人会听到，他是绝对不想伤害她的。
又有一次，他把单据前后翻了两次，以为她会警觉，但她只是背过身子，看着科室里说话的两个同事，她搁在桌上的手指很好看地微微跳动着，仿佛在说：不必多看，只顾签上名字就行。
以后，她票据后面的发票，有接待用品，有慰问用品，变得五花八门。
他一次次地给她批单，每次心里都五味俱全。有时他真想去熊主任那里推了这份差事。但他怎么去说呢？再说，他也一天天地迷上了她来批单时给他的笑脸，她此时的笑脸是特别的，手指的跳动也是特别的。
有一段时间她出差去了，是随下面机关的人去南方活动了。他等得心焦。每天一到办公室，他就朝她的座位上看，却又怕看到一个空位。这使他心慌慌的，他还从没有这样的精神不济。
有人与他说话，他看了半天才发现是田小姐。
“陈小颖……”他突然漏出了“陈小颖”三个字，幸好他急中生智问了一句：“……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等她？”田小姐笑吟吟的。
“随便问问，你们不是好朋友嘛。”
“你也是好朋友啊。”田小姐低声说，声音中带着了一点媚态。
田小姐是来送东西的，每人两张购物券，面值两百元。这是机关的福利。
他木木地对着面前的办公桌，桌上搁着老共的购物券，摆着老共的茶杯，堆着老共的材料，一切都是老共的。在机关的时间长了，见到的拿了的都是老共的。算起来拿多拿少都是一回事，只有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你在沉思社会的变革吗？”
他激灵一下，醒了过来，发现一个生动的她站在他的面前。她似乎变了：胖了，黑了，似乎眼睛也小了不少。他盯着看了一会儿，才发现是她的头发变了，剪成了短发。
“你……”
她把一个很精致的包装盒放在他的面前，同时递过一张单据来。他只看了一眼，就发现上面的数目比任何一次都要大。他把单据放在身前的抽屉里，略抬起一点身子，靠近着她说：“今晚我值班，你来……”
晚上，他独自在办公室里等了好一会儿。突然她就来了，像个精灵似地钻进来，他迎接着，只顾用眼看着她。他觉得她从来没有过的漂亮，有点发愣了。多少日子里想着的多少规劝的话，都混在了一起，变得杂乱无章，又成了一片空白。
她扑哧一笑：“呆样喔。”随即抱住他的脸亲了一亲，亲着他的唇竟是那般的柔软，直把他整个的身子都弄酥了。接下去，他动作起来，说是他的动作，也都由着她的动作来。他是头一次，虽然曾在书本上见过不少，也曾数次在心里演习过，哪如真实的这般快乐，神仙似的。
事毕，他侧着身，说着结婚以及一生一世之类的话。她把脸掩在胳膊下，他发现她在笑，眼中亮亮的满是泪光。想她定是哭了而又笑，他整个的心都酥软了。   
外面好像有一点动静，他急急地穿上衣服。她一边往白白光光的身子上套裤子，一边说：“你把那单子给我吧。”
他本来想好了一边签一边对她规劝的。她在那边把无袖衫往头上套，嘴里说：“你很坏的，借着单子让我来，看你老实样，也有心计。”
他想解释什么，突然发现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这光景上说什么道理都像是假正经，又像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自己做的事，实实在在像是借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签着字的手不由得有点抖抖的。
她在他嘴上软软的蜻蜓点水似的一亲，就走出去了，依然是婀娜多姿的步态。
他坐下来，回味着刚才的快感，男女间的大事，他与她就这么结合了。以后她需要什么，他会满足她，她就不需要再造单据了。
第二天，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她。她却一如往常，眼光澄净。他觉得女人特别会掩饰，他能理解女人怕人知道隐秘的心情。但是他必须主动一些，对她负起责任来。
这天他独坐在办公室里，田小姐进门来。现在他对她是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她是个未婚女子，而自己是个准新郎了。
他显着随意地问了一句：“陈小颖去哪里了？”
田小姐：“你问她？……怎么？你是不是真和她那个了？”
果然给人知道了，他一时有点慌乱。他想到了陈小颖，会不会有人指着她的脊背嘲骂她呢？
他说：“我是要和她结婚的，正想找她正式谈呢。”
田小姐突然笑起来，笑得前仰后翻的。
“你真是书呆子……难怪她说让她泪都笑出来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就看你是个没开处的男子，整天一本正经的样子，想解放解放你。……她和我只是打个赌，看谁早一步‘放倒’你，你还以为……”
田小姐出去了，身子还带着笑模样。他的头脑中只有“放倒”两个字，难怪那天晚上，一开始她就让他在办公桌上的一堆材料中平躺下来。
三天以后，机关搞改革。涉及科室改革的第一件事，便是熊主任因年龄已到五十七岁，退居二线当了调研员。接替主任位置的是陈小颖。
听说，推荐陈小颖的人，是熊主任。
又听说，在群众评议时，给陈小颖打钩的居多。
（摘自《小说精品》）

从派出所出来，罗家英一脸的沮丧。天空灰蒙蒙的，如同一块抹布摊开在他的视线里，心烦得脱口骂了一句脏话。
罗家英调到A城一年多，单位好不容易给他争取到了落户指标。他想趁现在就把老婆孩子的户口转过来，九月份孩子就要上学了，本市户口可免收一万元的借读费。可是，转户口的手续就差落户这一关，他老婆要有了接收单位才能落户。
罗家英的老婆曾是B城一家关闭的化工厂的工人，罗家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已买断工龄的老婆调到A城的哪家单位。户籍警在听了他的陈述后，说是让他老婆在B城开个没有工作的证明。
工厂都没了，上哪儿开证明？罗家英很恼火，为这破户口，他已经回过B城三次。户籍警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干脆去B城找原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开个没工作的证明得了。
这个应该不是难事。罗家英想着，这次叫老婆回B城去办，这么点事再向领导请假，他自己都张不开口了。
老婆去了B城，很快给罗家英打电话说，街道办事处不给开证明，说是得有她原单位的证明才行。
这不废话嘛，要真有原单位证明，还用得着上街道办事处？
没法子，罗家英硬着头皮请了假，第四次返回B城。
一到B城，罗家英就给老战友大庞打了个电话。大庞当即表态，这算啥破事，晚上咱先醉一场再说。
甭看大庞只是个区宣传部的副部长，派来的车却是奥迪600，去的是B城最豪华的海德酒店，喝的是茅台酒。一看大庞摆开的架势，罗家英心里没了负担，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酒醒后，罗家英想起正事，给大庞打电话。大庞在电话里小声说，上面来人，正在开会，已经叫王秘书去办，你听小王安排就是了。
天快黑时，小王来了。他一脸愁苦地对罗家英说，这事还麻烦着呢，你找的万世街道办事处不在梁山区，属于万家河区，庞部长的话不好使。
罗家英一听头就大了，立马感觉眼前一片茫然。
不过，小王说，你也别急，我已经给庞部长汇报过，他给万家河区宣传部的高部长打了个电话，这事高部长会出面协调的。我已经给高部长说好了，今晚请他们吃顿饭，把这事摆平。
罗家英悬着的心落下来，说，是该请吃顿饭，这饭就由我来安排吧。
小王说，这样也行，就不麻烦我们庞部长了，他这几天要陪上面来的人，不然，这顿饭他就直接安排了。
罗家英心想，如今要办事，不请吃喝酒是不行的。他计算了又计算，地点定在瑞祥。瑞祥他熟悉，价格相对要便宜些。
小王却说，地点和人选得叫高部长定。既然是办事，咱把事就做得全面些，别花了钱还把人家弄个心里不舒服。这样吧，待会我请示完高部长再给你回话。
按小王说的，罗家英提前赶到“新世界”的幽香包间。小王已经等在那里，见罗家英来了，神秘地对他说，高部长本来想定在“海德”，我游说了一下，改在了这，“海德”多贵呀，可不得咱两三个月的工资。
罗家英拉着小王的手，连声道谢。
客人陆陆续续来了，小王这个长那个长地一一给罗家英介绍。罗家英脸上持着谦恭的笑容，就像这些人个个都是他的上司似的，可听了半天，好像没有街道办事处的人。
好不容易等高部长来了，大家纷纷站起，迎高部长大驾。高部长满面红光地捧着大肚子一个劲地向大家道歉，路上堵车，恨不得调架直升飞机，可咱不够档次，没这个能耐啊。
小王佝着腰，脸上堆满笑，恰到好处地把菜单递到高部长肥硕的手里。高部长笑呵呵地说，你们点就是了，随便一点吧。
大家都呵呵地赔着笑脸说，部长说吃啥就吃啥。
高部长扔下菜单，依旧笑呵呵地说，既然大家信任，我就不客气了。大家知道的，我这样子严重超标，医生说了不能吃好的，尤其不能吃海参鱼翅。那咱就吃这里的特色，水席吧。老规矩，按人头上套餐，经济又实惠。
大家拍手叫好。罗家英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也拍起手来。
高部长对小王说，你下去安排一下我的司机，老规矩，工作餐，不能超标啊。
小王点着头，扯上罗家英到过道上小声说，先拿五百吧，下面五个司机呢。
罗家英愣怔一下，还是掏出钱来，数了五张给小王。
小王很快就上来了，招呼着上菜。一排服务员端着水席进来，往每个人面前摆带汤的小碗，黄的、绿的、红的，摆了不下十碗，每碗量不大，但很精致。大家对面前的汤赞不绝口，却没有人动筷子。罗家英看了小王一眼，意思叫他说开场白。
小王点了下头，站起来对高部长说，部长，您看，喝点什么？
高部长说，随便上吧，喝白酒容易晕乎，咱就喝这里的特色酒。
特色酒是酒店自己泡的药酒，服务员端上来，一一给大家介绍这酒里泡的东西，都是可怕的动物，还有壮阳的物件。
高部长一声招呼，大家开吃。边吃边说B城最近又发生了一起无头女尸案，还有某个局长包养了几个情妇。吃得开心，谈得也都尽兴，一个个眉飞色舞，红光满面，桌子上空尽是口沫横飞。
罗家英满耳聒噪，心里很不舒服，正经事没说一句，尽扯淡了。他扭头看看身边的小王，小声问道，咋没见万世街道的人呢？
小王附到罗家英耳朵上说，街道办事处算个X？高部长一句话，他们孙子一样，你放心吧。
吃完饭，大家手里捏着牙签在嘴里乱捣，小王示意罗家英去买单。罗家英到吧台还没开口，小姐已经笑眯眯地报了声“幽香买单”，递上账单。
罗家英扫一眼单子，两眼直了，上面总价是两千八百八。他瞪着眼问小姐，搞错了吧。
小姐十分惊讶地看着罗家英说，先生，您这是说笑吧，我们这可是正规饭店，都是明码标价的。看在高部长的面子上，已经打过折了。您看，这水席每套二百八十八，你们八个人，是两千三；每杯药酒一百，八杯就八百块，加一起不打折是三千一百，先生您……
小王过来拍着罗家英的肩膀说，高部长快下来了，赶紧买单走人。大哥，您不是带的钱不够吧？
罗家英看了小王一眼，掏出一叠钱数了两千九，扔到吧台上。
把高部长等人送上各自的车，罗家英转身要走。
回哪呀？小王拉住罗家英，奇怪地看着他说，还没完呢，高部长提出去辉煌娱乐城唱歌。走吧，车在那边。
罗家英甩掉胳膊，对小王说，我喝多了，得回去睡觉。说完，自顾走了。
第二天，罗家英自己去找万世街道办事处开证明。他不急不缓地说出高部长的名字，上到办事处主任，下到居委会老太太，没一个人买账。罗家英急了，要给高部长打电话。办事处主任说，甭说是高部长，就是高市长打来电话，这个证明我也不敢给你开，我当这么多年办事处主任，违法乱纪的事绝对不干。你只要能开来工厂证明，我十个无业证明都可以给你开！
罗家英简直气晕了，他从街道办事处主任手里一把抓过老婆的户口簿，不办了！
罗家英气呼呼地来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当晚返回A城的车票。
就这样空手回去吗？罗家英心里压抑了一个晚上的怒火呼啦一下又猛蹿起来，什么事都没办成，反而莫名其妙地花了近三千块钱请了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吃饭！
罗家英越想越气，攥着火车票在车站广场上徘徊。
这时，一个小伙子慢慢转到他身边，小声问他要不要文凭、发票，什么样的都有。
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问小伙子刻不刻章子，街道办事处的公章。
小伙子愣了一下，与罗家英讲起价钱。最后，他们以二百块钱成交。
罗家英跟着小伙子来到火车站后面的一个小胡同里，半个小时后，他揣着刻好的公章出来了。
做了一回不法公民，罗家英心里很虚，回宾馆办了手续，到就近的商场转悠着消磨时间。他摸着包里的假公章，心里沉甸甸的。
突然，他想起该干点什么，便给小王拨了通电话，说了很多道歉的话，并且约定，为弥补昨晚的过失，今晚去辉煌娱乐城唱歌，还是昨晚的那帮人。小王高兴地说还是由他来组织协调，保证让高部长高兴，把罗家英的事办成。
小王的秘书是当到家了，他带进来几个小姐，一一安排给每个人。罗家英也有份，他和小姐频频举杯，喝到高兴处，扯过话筒吼了几嗓子，逗得高部长他们哈哈大笑。
闹了一阵，罗家英推说上洗手间，拍屁股走人。
打车到火车站，罗家英用手机打了个电话，上火车走了。
这一天，罗家英突然接到B城大庞的电话，一开口就问他没什么事吧。
罗家英说没事。
大庞说，那天晚上小王和高部长一帮人去找小姐，不知被谁报了110。小王说你也去了，怕你吃亏，你没事就好，你人现在在哪呢？
罗家英没有回答，挂断了电话。（摘自《北京文学》）

南充市南部县一女子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抢劫后，到该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去报案。几天后，她到该派出所咨询案情时，发现了令人震惊一幕：其中一名劫匪竟然穿着警服在派出所上班。义愤填膺的她迅即向上级奔走呼号。南充及南部警方快刀斩乱麻，这名“穿着警服”的人很快落入法网。8月30日，南部县检察院对涉嫌抢劫的民警钟兴荣提起公诉，南部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
　　
　　钟兴荣受到刑事处罚是咎由自取，但为了杜绝此类严重破坏公安队伍形象的事件再度发生，有必要倒查责任。
　　
　　对这样一位执法犯法的警察，考察其平时的工作表现，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来概括，这会掩盖他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露出来的犯罪心理和动机，同时对同事领导的相关责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掩饰。应该在倒查责任中，深入走访服务对象和辖区的群众，广泛听取接触此人的公众印象和看法，同时，派出所领导和同事应通过“过电影式”的回忆，找出与此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值得警惕和注意的地方，哪怕是蛛丝马迹。而恰恰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串成了一名警察成为罪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钟兴荣参与劫案多次，熟悉公安系统内部情况，所以逃避打击，屡屡得手。但是，近年来，“警匪勾结”这一原本在电影里才有的故事情节已非绝无仅有，此前，成都车站派出所的数十名警察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已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查处。那么，各地公安机关在防范队伍中出现“害群之马”，到底采取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为什么钟兴荣“死”在一个被抢弱女子之手，而非公安部门的内部监督体系发挥效能？监督部门平时究竟在做些什么？派出所的领导连手下的警察成了劫匪都毫无觉察，是否应该承担监管不力之责？
　　
　　我们无须怀疑南部县公安局领导决定一个月的专题教育整顿会不会走过场，但有理由建议，应该认真倒查那些已经被写进会议记录和装订成档案的一次又一次教育活动，对若干规范和约束警察行为的制度规定“回头看”。执法为民，从严治警不只是一句口号，派出所的权威也不是靠统一墙体标识来打造的。钟兴荣由一名警察变成劫匪是一个案，绝不是孤立的，作为公安机关，在教育警示活动中应该建立惩防机制，设立连带责任，多注重实效。

新华网广州４月２５日电（记者吴俊）一个有６年警龄的公安民警，竟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龙兴社”的“黑老大”。４月２５日上午，“龙兴社”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在肇庆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３３名被告人被提起公诉，其中包括为“黑老大”充当“保护伞”的原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治安管理股股长。
　　
　　记者在广东肇庆四会市采访得知，“龙兴社”是一个在四会市横行６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令人震惊的是，该组织的“黑老大”竟然是当地公安民警龙杰锋。龙杰锋是四会市罗源镇人，于１９９７年进入广东省警校学习，１９９９年毕业后相继在四会市巡警大队、东城派出所工作，２００３年底调入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
在警察身份的掩盖之下，龙杰锋迅速组织起以他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龙兴社”。据检察机关指控，自１９９９年以来，“龙兴社”以四会市罗源镇籍人员为基础，以龙杰锋为头目，多次在四会市城区及周边地区进行有组织的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各种犯罪活动，并通过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绑架、故意杀人、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共造成４人死亡、３人重伤、２人轻伤、１１人轻微伤。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４日，时任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２８岁的龙杰锋驾车出行时，被两名持枪男青年连开３枪打死（后证实凶手是其仇家）。广东省警方迅速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以龙杰锋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龙兴社”浮出水面，其隐藏在警察身份背后的累累血案也才得以曝光。
　　
　　龙杰锋如此作恶多端，为何却能在警察队伍藏身６年之久？原来，原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和治安管理股股长张伟洲一直为其充当“保护伞”。在４月２５日上午的庭审当中，陈国阳和张伟洲被控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受贿罪两项罪名。陈国阳和张伟洲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罪名不成立。
　　
　　此外，检察机关还提请法院以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敲诈勒索，赌博，非法持有枪支，绑架，私藏弹药等罪名对另外３１名被告人（均为“龙兴社”骨干成员）定罪量刑。此案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法院将择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

又一个高官栽了！
    每每看到官员东窗事发的新闻，我都由衷地感慨：归根到底是人治惹的祸啊！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更要讲法治啊！是啊，陈良宇也是咎由自取，是他自己搞权大于法的人治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人，是需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否则就可能变得为所欲为。官员应当敬畏法律，因为法律是限制公权力的利器，是约束官员恣意妄为、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枷锁。只有法律能够遏制住人性深处的贪婪和欲望，只有法律才能控制住权力的滥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精义在于依法治“官”。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领导应当是各级官员必须恪守的法治信条。
    从人性的角度讲，法律的存在是以人性的缺陷为前提的。人的恣意、贪婪、自私等缺陷乃是与生俱来且无法根除的，显然无法通过道德说教予以规训乃至改造，而只能通过法律等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予以刚性的遏制或规训。假若没有法律，人类要么选择柏拉图所青睐的“理想国”式的天堂；要么选择坠入由人性之黑洞筑就的地狱。显然，假如没有法律之光的照耀，人性的阴霾必然会遮蔽文明的天空，人性之恶这一幽灵必然会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导演出一幕幕疯狂的闹剧、惨痛的悲剧和荒诞的闹剧。
    人类社会演进的实践表明：法治（法律的主治）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井然有序”。我们沐浴着法律的阳光，也得正视、迁就法律的阴影；我们享受着法律带来的安宁、秩序、权益等福祉，同时也要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付出必要的代价，更要忍受或承受法律对自己行为的规制和约束乃至对自己无视或规避法律之后果的惩罚及制裁。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则是万万不可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这种颇显无奈的境况其实是人类必须接受的现实，法律是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作茧自缚”式的“枷锁”。一言以蔽之，法律既是人类自我约束的“枷锁”，同时也是彰显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花环”。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律堪称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拥有的相对而言最为有效、最为合理和最为完善的治理手段，服从法律的规则治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无数贪官的教训表明：人治是死路一条，法治才是人间正道！

自我例外之风正在严重干扰我们的事业。它使中央的权威受损、政令受阻、政策效力大打折扣。若不有效制止和消除这种自我例外之风，有可能对我们的事业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
    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往往有一个看似因地制宜的理由，就是自称情况特殊，属于例外，可以不按规定办事。“自我例外”成为一种消极抵制政策的托词。以房地产为例，价格已经很高的地方，会说价格高不高要看市场，既然房子都能够卖出去，就表明市场健康，因此自己对稳定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应作为例外处理，并不管销售旺盛到底是市场的正常反应，还是炒房所致；而那些房地产价格还没有达到天价的地方，会说比起其他地方来，我们这里房价偏低，因此不需要稳定房价，反倒是需要一个升值过程，而不管房价与当地群众的一般收入水平相比是不是已经够高了。
    所谓自我例外就是这样，足以让国家政策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消逝无形。自我例外披着“因地制宜，求实发展”的外衣，视认真执行政策为“一刀切”，表现为有令不行，不禁不止，各搞一套，自行其是，根子在于简单化的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和错误的政绩观。
    自我例外的病毒是具有传染性的，一个地方或部门对政策采取自我例外的态度，也很难避免下属对其重大决策各自自我例外。所以，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蔓延开来。虽然自我例外之风较多地出现在一些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中，但根本还是涉及政治风气，所以它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自我例外的风气，助长诸侯经济的声势，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浸染政治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行政执行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政令畅通是行政执行力的基本要求。自我例外现象普遍，政令畅通就毫无可能。一个国家部委官员曾感叹政令不通已经达到政策“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的程度。对自我例外现象听之任之，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各项决策就无法落实，中央政府的权威将受到挑战，一些地方或部门就会成为“政绩工程”的推动者，所在地区或部门将变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展开利益最大化角逐的舞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会在政府的工作中被忽视。整治自我例外现象，已经到了不容迟疑的时候。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国人向来热情好客。据《瞭望》报道，在不少地方、部门，公务接待明显超出了“合理”范畴，已成为一种不正之风，成为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今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有关数字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
    一年公款吃喝掉3700亿元，确实是个惊人的庞大数字。而假如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有关部门负责人所说，2004年底公务员的统计数字为640万，当年3700亿的公款吃喝，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是近5.8万元。
    与3700亿这个刺眼的数字相比较，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同样在刺痛着我们的心。由《小康》杂志社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推出的首部全面小康蓝皮书《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透露，根据我国的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而根据国际贫困线，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
一边是一年公款吃喝掉3700亿元，一边是1.35亿人每人日支出不足一美元，强烈的反差让人难免要对小康社会所追求的和谐鸣不平：为什么有人可以公开吃国家的、拿国家的，有人却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解决？
    说起来，公款吃喝由来已久，这种打着公务接待的招牌，随意消费、超标消费的损公肥私行为，不仅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而且往往衍生出其他种种腐败。当然，640万公务员与1.35亿贫困人口相比，数量还是很少的，而公务员中，能公款吃喝的也只占一小部分。然而，正是这一小部分，却消耗掉了数量庞大的国家财政。
    查看一下公款吃喝的数字，就会发现其呈现出几何倍递增的趋势。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90年为4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700亿元。而与之相比，贫困人口的数字却减速缓慢，若将贫困标准与国际接轨的话，让1.35亿人短时间内迈入小康生活，恐怕也不是件易事。可是，假如将公款吃喝掉的3700亿元平均给1.35亿的贫困人口，相当于每人年收入增加了近2750元，那么贫困也将不再。当然，这一切只是异想天开的移花接木术而已。
    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全面小康是有机统一的。当公款吃喝成为腐败的权力场时，所谓的公务接待就成为制约社会和谐发展、让所有人过上小康生活的一道现实问题。1.35亿的贫困人口与3700亿元的公款吃喝，这绝不应只是简单的数字对照，当下必须把公款吃喝的天文数字降下来，把贫困人口的总数降下来。让那些公款吃喝者嘴下留情，给贫困人口留下一点果腹之资吧。

厦门湖里区一套豪宅内，34岁的貌美女子燕仔（化名）静静躺在床上，已停止呼吸。

　　她是被用睡衣腰带勒死的。24岁起，燕仔当上了厦门一公务员的地下情人；十年来，她在厦门已有多处房产和轿车，并有5岁的私生子。

　　案发后，凶徒为夺回亲生儿子向警方自首，一段以悲剧为结局的激情“地下情史”也随之浮出水面。

　　　　公务员自首

　　新年前夕，50岁的王某主动到派出所供述杀害情人经过。

　　王某是集美某机关一公务员，当地有名的农艺师，一家养鳗厂的老板，家产数百万元。

　　王某说，他把比自己年轻16岁的情人杀了，是用一件高级睡衣的腰带（浅白色、棉质的）缠在情人脖子上，将其勒死。

　　死者是燕仔，黑龙江人，随后警方发现，她穿着睡袍，盖着被子，但早已断气。

　　就在此一个月前，王某刚花13万元买了一辆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送给燕仔，产权人也是燕仔。

　　王某冷静地向警方描述自己“激情杀人”的过程，他正准备和结发妻子离婚，与燕仔公开成家；但交往十年来，燕仔却开始变得冷漠，他怀疑心爱的情人开始嫌他老，外面另有男人。

　　去年12月26日晚，王某接到燕仔电话，“你赶紧回家来吧！”本以为燕仔想让他早点回来好好陪她，王某从后溪匆匆赶回两人在湖里的一处宽敞爱巢。

　　但燕仔有饭局，王某说，两人甚至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燕仔打扮一番后，就丢下他和儿子转身离家。

　　深夜，王某突发腹痛，他带上儿子去药房买了药，随后去医院打点滴，后发短信、打电话给燕仔，都无回音。

　　27日凌晨1时30分许，燕仔回电话，称晚上不回家了；王某告诉她自己病得不轻，燕仔半小时后拖着一副疲惫的身子回家，洗漱后便躺倒在床上。

　　王某吼了起来，“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家，我一个人生病，又带小孩，怎么过日子？”气极的王某质问燕仔去干什么了，没想她回骂几句后，又躺倒睡觉。

　　想到燕仔最近晚上总是出去应酬、喝酒、唱歌，直到半夜才醉醺醺地回来，和谁在一起她从来不肯说，两人骂骂打打，但燕子依然夜夜笙歌。

　　王某向警方交代，一怒之下，他翻身骑在燕仔身上，抽下身上的睡袍腰带缠在她的脖子上，没想她还是顶嘴，王某整整勒了好几分钟，直到燕仔脸变黑、嘴角流血。

　　王某又将腰带在燕仔脖子上打了个结，王某说，这时看着静静躺在床上的心爱女子，他后悔了，把沾血的睡衣脱下来时，他的手开始颤抖。

　　　　想为儿子“正名”

　　王某供述的杀人后的举动，令办案民警感到诧异。

　　据王某描述，他发现妻子断气后，后悔了，开始张罗起儿子的“后事”。

　　他换上外衣，抱起熟睡在小床上的儿子，叫醒他，给他穿好衣服，先是开着燕仔的伊兰特轿车来到后溪，把儿子交给老家的妹妹带。

　　在亲妹妹家睡到早上6时，王某搭车到了单位，开着单位的别克车回到两人在湖里的家；上楼后，他发现燕仔的身体已经冰冷，于是本能地拉了床被子给她盖上，再挑了几件儿子的衣服送到妹妹家。

　　但勒死情人后，王某还有一个心结未完成。他说，杀了孩子的母亲后，自己曾想过自杀或潜逃；但这样，谁也不知道小贝是他的亲生儿子。

　　事实上，包括王某的弟弟和妹妹，都不清楚他们还有这么一个侄子。而让王某更放心不下的是，儿子的“法定父亲”还是他的舅舅。

　　中年得子，王某对儿子疼爱有加，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小贝被送到燕仔的老家，落户在她哥哥名下。

　　小贝两岁时，王某不忍心将儿子放在东北，疏于抚养，花了40多万元在黄金大厦买了一套房子，产权人却写儿子舅舅的名字，目的是为了让儿子的户口从东北迁到厦门。

　　据介绍，儿子读幼儿园后，为了他读书方便，王某又在幼儿园附近买了一处房产，作为平时日常起居，周末再回黄金大厦居住。

　　王某认为，案发后，他突然想到自己得给儿子“正名”；他有必要把真相告诉自己的亲人，让他们代为抚养宝贝儿子，同时做打官司准备，讨回儿子抚养权。

　　偷偷幽会十年

　　关于王某的“地下情史”，随即被传开。

　　燕仔原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财务审计人员，10年前，因日常工作往来，两人熟识并互有好感，当时王某已是有妇之人，并有一个10岁的女儿。
　　
　　这名从北方远到厦门就业的清纯女子，还是恋上了这名在她看来有体面工作、事业有成，又不乏男人魅力的中年男子。

　　“当时觉得她实在很可爱，不像一些俗气的女孩贪财”，王某说，他为了应付家人才和妻子结婚，但和妻子几乎没感情，“更关键的是，她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会和我结婚，我就更疯狂地爱上她”。

　　一开始，两人背地里偷偷幽会，但已深深迷恋上燕仔的王某，在相识第二年（即1997年）便斥资12万元在湖里买了套一房一厅的单身公寓，产权人就是燕仔。
　同居后，两人以夫妻方式生活，但外出时却很低调，刻意保持距离；很少结伴出门，偶尔被朋友撞见，也以普通朋友相称。

　　燕仔曾多次怀孕，王某认为时机不成熟，都逼着她把孩子打掉。

　　“这次怀孕，我好几次硬拉她去流产，她死活不肯，说舍不得，非要生下孩子，我也被说动了，实在没办法只好让她生了”。2001年12月，儿子小贝（化名）出生，王某说，这时燕仔第一次提出，要他和妻子离婚，正式娶她。

　　由于女儿即将面临高考，怕影响她的情绪，王某暂缓了和妻子提离婚。

　　偷偷摸摸的地下情，让王某和燕仔都感到很压抑，尤其是儿子小贝出生后，在幼儿园里，总会有人议论，孩子心理会不平衡，两人开始决定准备结婚，“一家三口从没一起出门，怕人家指指点点，到哪里都得考虑一下，分头出发再集合”。

　　“太早爱上她了，这是一个错误”，王某说，如果再有机会，他一定会先处理完自己的婚事，再选择爱其他女人。

　　　　是谁纵容了悲剧的发生

　　王某一方面怀疑情人变心，在外偷情；案发后，又深信燕仔其实是深爱着他，十年地下情太压抑，才导致她越发冷漠。

　　厦门一资深刑警向记者分析此案，在他眼里，情人杀情妇本就罕见（一般是情人杀情敌），而据王某交代，自己是一时愤起，才动手勒人。

　　但警方侦查后发现，死者脖子上有两道不同的勒痕，现场提取到的衣带分别是凶手和死者各自睡衣上的；可以断定，凶手先后用了两条衣带作凶器，致人于死地的目的相当明确。

　　此外，警方人士还分析，燕仔似乎并不是为了钱，凶手与死者还算恩爱，且死者刚刚受赠一辆轿车。

　　因此，目前关于燕仔在外“偷情”、并决意离开惹恼情夫的说法被谈论最多。

　　而一知情者则对凶手的单位表示了强烈不满。

　　“凶手的身份是机关公务人员，一个私生子都这么大了，作为单位应多少知道一点他的事，为什么不制止？他闹离婚时，单位领导在哪里？”这位知情者认为，“现有法律中唯一能对抗包二奶行为的，就是婚姻法中关于重婚的条款。包二奶形成的事实婚姻，从法律上可追究重婚罪”。

　　但由于法律规定重婚罪不告不立，如果妻子不起诉丈夫，谁也没办法。

　　对此，一位警官评价称，王某妻子的“软弱”和退让，最终毁掉两个家庭，丈夫在外包养二奶长达十年，其妻不可能不知情；但由于经济上过份依赖王某，就纵容了丈夫的过错。

在火车上，一个很漂亮的女列车员，盯着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大声说：“查票！”

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捏在手里。

列车员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

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

列车员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

“我是残疾人！”“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 　

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

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

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

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评定……”

列车长闻讯赶来，询问情况。 中年人再一次向列车长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格的票……

列车长也问：“你的残疾证呢？”

中年人说他没有残疾证，接着就让列车长看他的半个脚掌。 列车长连看都没看，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你赶快补票吧！”

中年人一下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他带着哭腔对列车长说：“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一半之后，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没有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们凑钱给我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列车长坚决地说：“那不行。”

那个女列车员趁机对列车长说：“让他去车头铲煤吧，算做义务劳动。”

列车长想了想说：“好！”

中年人对面的一个老同志看不惯了，他站起来盯着列车长的眼睛，说：“你是不是男人？”

列车长不解地说：“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周围的人一下笑起来。

列车长愣了愣，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老同志摇了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

列车长卡了壳，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应对。

那个女列车员站出来替列车长解围，她对老同志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

老同志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是人！”

列车员一下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嘴巴干净点！你说，我不是人是什么？！”

老同志一脸平静，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人？那好，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看……”

四周的人再一次哄笑起来。 只有一个人没笑，他是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中年人，他定定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还是仇恨..................

最高检:县处级以上干部渎职侵权犯罪逐年上升
   
    中新网5月11日电 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质究竟达到什么水准？据《科学时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最近完成的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迷信现象的情况。
   
    据了解，这项主题为“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的调查，课题组于2006年9月至2006年12月，在地方行政学院的积极配合组织下，分别在上海、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贵州、青海、甘肃、沈阳、深圳、西安等17个省、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的当期县处级公务员培训班发放《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表》945份，回收9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900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5.2%。
   
    调查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的测度主要通过对迷信现象识别的能力来实现。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
   
    结果显示，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没有超过半数，也就是说，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以上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其中对于“相面”“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的县处级公务员人数比例之和高于公众；对“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有些相信”的人数比例与公众几乎相等。
   
    2006年初，该课题组调查中国地厅级公务员发现，有8.2%的人具备科学素质。对此，程萍解释，原因在于地厅级与县处级调查问卷不一致，地厅级的问题难度相对较大，县处级相对容易。(杨虚杰)

宾馆房间内惊现赤裸女尸，死亡原因众说纷纭。两次尸检结果相同，死者母亲又为何疑心重重。这究竟是一起意外身亡，还是暗藏玄机？6年前，辽宁省鞍山市年仅22岁的女孩连丽丽全身赤裸地猝死于鞍山田园大酒店，当时与她在一起的是鞍山市交通局公安处的警察尚尔琦，他当晚与连丽丽发生了两性关系。案发后，法医鉴定连丽丽死于“急性胰腺炎”，此后，尚尔琦被无罪释放并娶妻生子。连丽丽的母亲王书踏上坎坷艰难的上访之路。6年后，一个母亲的不懈苦诉终于将强奸并杀害女儿的真凶推上了审判台。2006年5月15日，尚尔琦因强奸罪被鞍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随着国家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各部门联手调控房价等一系列调控措施浮出水面，房屋开发成本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近日，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向记者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在记者保证不透露真实姓名的情况下，这位姓蒋的房地产开发商自述了亲身经历的楼盘开发“灰色产业链”。
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


我从1992年就开始从事商品房建筑行业。当年每平方米的建筑成本价不过350元至400元，房价不过1000元/平方米至1500元/平方米，建筑成本占房价的1/4，加上土地出让金，房地产成本价格也不过是房价的1/2至1/3，如今建筑成本比原来只涨了100元至200元，房价却比原来翻了好几倍，房屋成本只占房价不到20%。


前些日子番禺包工头向媒体公布的商品房工程明细账，实际建筑成本是每平方米不过572元。这还是珠三角的价格，中西部省区的价格比这个更低，因为人工成本要比那边低很多。相比之下，中西部省区的人工费用只有珠三角的1/2至2/3，铁工为5元/平方米，木工是10-12元/平方米，泥工为3元/平方米，负责贴外墙瓷砖的人要20元/平方米。


南宁、贵阳、成都等地的房价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涨了近10倍，价格从600-700元/平方米，飚升到4000元/平方米至8000元/平方米，上万元的豪宅也为数不少。实际上，面积越是大的楼盘，建筑成本越低，因为建筑商减少了很多钢筋、水泥、窗框、管道等费用，售价昂贵不过是迎合人们贪大求全的消费心理。


“招拍挂”：内行“懂门道”消化两成利润


土地价格、开发成本是不少房地产商向外宣称“价格上扬”的最大原因。实际上，土地“招拍挂”没有增加房屋成本，而“暗箱操作”成为房地产商降低成本的主要渠道。


“招拍挂”的项目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规模较小的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开发商可以通过“内部渠道”了解政府方面的土地价格“底线”、“上限”，与有可能参与的同行形成“价格同盟”，由一家公司竞拍下来后，其他公司共同建设，但楼盘销售价格参照周边楼盘价格抬高销售；一种是规模涉及几百亩土地的项目，土地连片开发就需要通过集体“围标”的方式来实现对土地的掌控，开发商往往事先做好评估部门、招投标审委会的“工作”，通过招投标“评估”方式，排挤一些外来的竞争者，通过打压对手、减少竞争压力来降低潜在的成本风险。还有一种是通过规划部门的“风声”，在未来的黄金地段抢先“圈地”的做法。如政府搬迁、城市发展规划等出台前夕，地方政府决策层尤其是“一把手”对城市发展的目标指向，成为开发商趋之若鹜的消息，一有风吹草动，房地产开发商就会连夜“跑马圈地”，因为这时候土地价格最低廉。


要获得这些消息、“搞定”这些职能部门，就必须“有酒大家喝”，从楼盘开发中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包括评估、规划、拍卖、土地、政府等部门“分享”。我认真计算过，无论大中小型楼盘，要真正在当地站得住脚，至少要拿出两成左右的利润，通过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赠送“购物卡”、假期组团旅游、支付出国考察费等方式来“摆平”这些权力部门。


土地“招拍挂”不但没有增加房屋成本，反而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抬升房价的重要借口。表面上看土地价格很高，但分摊到每平方米的价格就很少，原来建设20层高的楼盘可以建设到40层楼高，成本降低了一半，房价却涨了一倍。


改规划+乱测量+滥用料=高利润


修改规划、楼盘测量时与测评部门“互通有无”，施工中滥用材料，这些都是房开商牟取高额利润的关键环节。


修改规划和楼盘面积测量是实现楼盘后期“利润增殖”的核心，这部分利润超过20%。只要有了前期到位的“工作”，规划建设部门不会对楼盘开发的层数、公摊面积、绿地面积进行认真测量，相关社会化的测量部门、评估部门因为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在吃了一两顿饭之后，往往也对开发商房屋面积“跑冒滴漏”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滥用料也是利润实现的重要手段。钢筋、水泥、板材、管线等，只要有出厂合格证，平时很少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这部分材料建筑商往往精打细算，恰到好处地在管线、窗框等不影响工程质量的环节上使用相对价格低廉的产品。这部分产品质检部门不像钢筋水泥等大宗商品那样高度关注。但由于数量巨大，所获得的利润也非常高。


4成利润为职权部门买单


“吃得下，吞得掉，消化得了，没有后遗症。”这是房开商与诸多相关职能部门“合作”的重要前提。请客吃饭一顿没有上万元会让领导“没有面子”；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外出旅游”，不出国门就是没有旅游，这些部门只是象征性地交纳部分旅游费用，90%以上由我们直接支付给旅行社；逢年过节的“购物卡”，一次性就是几十万元。


我们当然害怕审计部门查账，但比起酒店、宾馆等行业来说，建筑行业也最容易开账出资，从进料源头、施工环节上，就能够将一大笔钱“费用”消化掉。“借用”身份证登记来冒充员工数量，用工资“冲抵”开销；把日常成本做大……这些都是房开商“化解”灰色产业链的主要手段。


我认真算过这样一笔账：一栋楼盘开发下来，成本只占房屋价格的20%，房开商能够拿到的利润占房屋价格40%，还有40%就是被各种“灰色开销”吞噬了。其实，只要地方政府和相关职权部门认真履行中央的政策措施，监管部门强化监管细节，我们完全可以把余下40%的“灰色开销”降低下来，返还给购房者。这相当于开价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只需要3000元/平方米至4000元/平方米就能够买下来了。（记者:何丰伦）

海淀区永定路57号院210楼一住户的窗户上贴有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严禁城管和狗大声喧哗，谢谢合作”。5月9日，因认为城管扰民，住户雷女士将这张白纸贴到了自家后窗上。


210楼一层住户雷女士说，自2001年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永定路分队来到北侧的楼内办公后，每天都有城管队员大声说话，“有时在晚上，被抄的商贩在执法院内大声叫嚷，吵得我们根本没法睡觉”。今年5月4日，雷女士在家休息时，被在院内打羽毛球的城管队员吵醒，双方发生争执，随后打电话报警，“民警说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让我们协商解决”。
“我是非常气愤才这么做的。”雷女士说，5月9日，她贴出一张A3白纸，写下了这句话。


210楼与执法大队办公楼之间约5米远。


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永定路分队周指导员解释说，城管每天24小时办公，如接到居民举报就要立即出发，“毕竟是执法部门，我们也没有办法。”同时，周指导员说，附近接收信号不好，要经常到办公室外打电话，但每次开会他都要求队员尽量压低声音，以免影响居民休息。


对于居民贴“标语”的举动，周指导员表示很理解，但也很无奈，“以后会更加注意，也希望居民能够体谅”。


“该标语确实带点侮辱性质。”雷女士说，她只是想尽快解决问题，如果城管不再大声喧哗，她表示愿意立即摘下“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