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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问题的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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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发表于 2008-6-18 13:14: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目 录
  
  前言------------------------------------------------------------------2楼
  
  一、关于住房问题------------------------------------------------11楼
  
  二、关于股市问题------------------------------------------------19楼
  
  三、关于CPI-------------------------------------------------------35楼
  
  四、关于政府收入及政府控制的公共基金--------------------51楼
  
  后语:中国奇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65楼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2008年6月4日
  
  ======================================================
  
  前 言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继三月份降息75个基点后,于四月三十日宣布再降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2%的新低。对于此是否为“最后一降”,美国市场人士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联储将在12月恢复降息并最终将利率降至1.25%”。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20080501/02194824134.shtml
  
  早先,中国人民银行则继三月二十五日将准备金率调高至15.5%后,又决定自四月二十五日起再提高0.5%。尽管市场预期准备金率的调高可以替代加息,但央行行长五月四日在布鲁塞尔参加国际清算银行会议的间隙仍表示“不排除会以加息来调控经济”。五月十二日,当国家统计局甫一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的CPI仍在8%以上的高位运行的消息六小时后、当四川8.0级地震发生三小时后,央行仍宣布将准备金率再提高0.5%,创二十三年年来的最高水平,达16.5%!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4/16/content_7990650.htm
  http://news.hexun.com/2008-05-06/105743220.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080318/03464633164.shtml
  http://money.163.com/08/0512/16/4BONVVLK00252G50.html
  
  国际原油价格上升而国内成品油价格受压制,已经导致国内的柴油价格低于国际价格每吨6000元。本来,512大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理应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向贬变化,然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还是从五月十二日创了年内第34个新高后继续高歌猛进到六月三日的第40个新高,达6.9295!这让我们意识到,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动力,已经不完全源于中国经济的强健;价格管制,尤其是基础资源商品的价格管制,成了人民币背离常识与经验升值的策源地。
  
  http://finance.eastday.com/m/20080528/u1a3617008.html 国内外柴油差价
  http://business.sohu.com/20080513/n256811666.shtml 第34个新高
  http://business.sohu.com/20080604/n257264253.shtml 第40个新高
  
  那边注资降息、贬值,这边紧缩加息、升值,无非是那边判断那边的经济趋于衰退,这边相信这边的经济实在太热,虽说经济已经全球化,但依现在的形势看,中国经济状态对美国影响弱而反之则强,故而那边加温或许奏效,而由那边加温传导过来的热量,却可能抵销这边的降温措施。中美两家的反向操作,果真能使“太平世界同此凉热”么?
  
  这轮调控半年来,股市大跌、楼市呆滞、工厂也关了不少、外贸顺差下降,自然灾害也跟着捣乱。至少于我,是感受不到10%的GDP增长所能带来的乐观。紧缩政策首先在挤压资产价格“泡沫”上显现了威力,但是,准备金率、利率上调若干次,央行回笼现金的力度越来越大,价格干预的劲儿使得也是本世纪来最大的,却无奈CPI还在涨,外汇储备也莫明其妙地跟着满仓,照政府既定的诊断意见与处方,似乎药石份量还得加大,这大概是周小川行长说利息与准备金率仍有上调空间的理由。
  
  但继雪灾之后,512大地震又给中国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出了难题,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从几个主要的经济变量来看,政府在近期内难以改变或无法改变或不敢改变的是人民币升值趋势、原油及进口基本原材料(如铁矿石)价格上涨趋势、劳动力价格提升趋势、节能减排所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趋势,等等,中国经济恐怕已进入新一轮的成本推进型通胀阶段,但更为棘手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在本世纪初已进入流动性过剩阶段,这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CPI)、投资品价格(包括PPI和资产价格)与劳动力价格的一齐上涨或此起彼伏般的轮番上涨。这两种阶段的齐头并进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过去未曾经历的,就象前半辈子穷瘦的人不知如何应对富胖后的“三高”。
  
  中国的经济过热了么?以死抱着二十年前的经验看,只要是价格的全面上涨,就是经济过热确凿无疑的证据。殊不料,这一经验恐怕已经过时,目下这价格的全面上涨,恰恰不因物资的全面紧缺,而是流动性过剩所致。毛病诊断错了,方子就必然出错,03年针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失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可惜,我们的医生至今执迷不悟,还拿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一个劲儿地下猛药,只求降温治标,似乎等CPI到了4.8%的那一天,即诸事皆宜、万事大吉。
  
  可怜这4.8的CPI,怕是已经被政治化了,而政治化了的CPI,就会变得可怕起来。
  
  为了这4.8,范围越来越广的价格干预变得名正言顺了、不容讨论了;
  为了这4.8,两石油老大一方面对外宣称不涨价,另一方面伸手拿补贴、要求缓交“暴利税”,可谓名利双收,但油荒依然(注一);
  为了这4.8,行业协会的涨价协调之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心地险恶的阴谋(注二);
  为了这4.8,工厂矿山老板、房产商、承包商、民办医院和民办学校、基金、股民似乎都成了应对全面涨价或市场混乱负责的惹祸者,他们之社会形象的沦落理属咎由自取,他们之建言献策的声音不妨置之不理。执政党正通过访贫问苦、嘘寒问暖的温情表达,力图重新树立作为底层低收入群体利益代表的形象,任何对实现4.8有妨碍的说法与做法,均将有可能被视为与大众利益为敌、与大政方针相悖。当政者看起来更加成竹在胸、理直气壮,其挟空前强大的国家资本力量,深信不疑、坚定不移地压制着市场力量,使4.8愈益有了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政治宣言之意味,但与此同时,这个社会的贫富矛盾却前所未有地尖锐起来……
  
  注一:http://money.163.com/08/0320/02/47EPO4R700251RJ2.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49693.html
  http://hlj.rednet.cn/c/2008/03/28/1471627.htm
  
  注二: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6506949.htm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呈加大趋势,有资料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公认安全的0.4,在0.46~0.47之间,据说去年达到了0.48(注三)!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对物价之全面上涨,予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是必需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其重视普罗大众的民生,采取措施以在新的水平上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自然有着相当深刻而伟大的意义。
  
  注三:http://f89004.blogdriver.com/f89004/1200813.html
   http://blog.163.com/lpf3688@126/ ... 869200821643540928/
  
  但我们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些措施能达到控制物价、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的么?采取这些措施的代价是什么?有多大?这些代价主要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需要执政当局与全社会认真思考的。
  
  实际上,在中国已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策手段的选择存在着更为多样的组合,现代经济学乃至公共管理学都提供了各种政策手段实施所带来的预后分析,经历过典型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及流动性过剩发展阶段的国家也有相当的经验与教训可资参考。
  
  常识与经验都告诉我们,目前治理流动性过剩及全面物价上涨所采取的压堵未必可称善策,但政府在三分的犹豫后仍以七分的固执采压堵之策,显见是有政治上的重重顾虑。
  
  如所周知,宏观层面上的治理政策,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管理)技术问题,把它先置于政治层面上作分析是必需的,所以,CPI的政治化并无大错。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眼下这种政治化是过于肤浅了:它似乎将民众区分为两部分,一是享受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是为三十年改革开放付出代价的,执政当局似乎成了事不关己的和事佬与拔刀相助的大侠客。这种类似六十年前的在野思维指导下的自我定位,赢得了太多的叫好声,让执政当局轻易地躲开了反省与自责,而矛盾之有意无意的下移,却引起愈益严重的社会对立。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从革命党转换为了执政党,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最终完成从“立党为革命,执政为阶级”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转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所谓“公”,于执政党而言,就是“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于政府而言,就是政府不能成为市场上的利益主体;
  
  所谓“民”,应该是没有阶级划分、阶层歧视的,最广大的那部分自不待言、而哪怕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在执政党与政府眼中,也应该是平等的,取之予之,都应当按照法律的程序来。
  
  那个执政党和政府代表或联合95%以上的群众与5%以下的少数人斗的时代,应该让它彻底结束。
  
  现状是,执政当局实际上利益在焉:以公权取利有失允当(如530印花税的半夜鸡叫就是一例),税收及非税收入连续数年以高于居民收入、GDP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而用之于民尚不够到位(比如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4%),更且与国家资本的利益纠缠不清:国有企业的资本红利被允留在企业,但国有银行的坏帐损失、资本充足率不够、类似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力的亏损却以财政税收给予补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财政从初期的左支右拙之窘迫发达到现在的盆满钵满,国有资本由初期的从竞争性生产领域的无奈退却到现在以空前强大的力量重新占据战略要津,政府及其经营的国家资本实际上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而在那些没有充分享受到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好处的人看来,市场的神话已经破灭,而且似乎变得无耻起来,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
  
  这种缺乏深究其因的急切呼吁,放弃了对政府自省的督促,反而授予政府干预市场的更大权力,在没有触及政府既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执政当局则有意无意地顺水推舟、乐观其败,并趁机拿来作让他那只看得见的手重新树立威权之民意基础。
  
  可见,在校正市场失效的调控上,当局之所以缺乏自省而诿责于市场、诿过于富人,实际上不能说没有出于保住既得利益的考虑,至少存在着自我保护的某种下意识。
  
  谓予不信,可试着对当前重大的经济问题作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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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freeman 发表于 2008-6-18 13:15: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关于住房问题
  
  
  
  
  本来,贫困及低收入人群面对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资产价格(向上)重估过程,本质上是无法予以关心的,因为他们本身拥有的资产微不足道,市场的资产价格相对低廉时他们买不起,当资产价格疯涨时只是更打击他们的信心而已。如果社会的保障体系(在这里主要是指住宅保障体系)足够健全,他们本可以对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住宅价格上涨置之度外的,——刚好能吃饱饭的人怎么会关心燕翅鲍的价格呢?
  
  
  但本世纪以来,中国住宅价格的上涨之所以会演变成一个民怨鼎沸的社会问题,恰恰在于,政府在尚未建立起最起码的住宅保障体系之时,即迅猛且彻底地实行并实现了住宅私有化(房改)!
  
  
  房改,将政府为贫困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性住宅的公共责任卸下了,从而将满足最基本的居住需求与改善居住质量需求乃至奢侈性居住享受的需求,统统推向市场,让穷人、不穷不富的人和富人一并同场角力,结果,富人将价格顶上去了,穷人、不穷不富的人起初尚有追赶的精神与勇气,但当经历了两年左右的调控、房价只是小幅盘整、而去年下半年房价却井喷性地暴涨后,就彻底击垮了他们追赶房价的信心,他们唯有迁怒于市场、迁怒于房地产商、甚至迁怒于所有的富人!——本世纪以来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房价上涨的经济现象,就这样激发了可怕的社会情绪、蜕变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却始终没有深刻地反省房改政策的得失、始终没有集中精力与财力建设完善的住宅保障体系,居然一边享受着房地产市场化所带来的巨额的土地利益、一边有意无意地怂恿着民众对市场、对房地产商乃至对富人的声讨,官员们更且语重心长地呼唤着房产商和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而另一边却始终坚持将与商争市、与民争利的“经济适用房”作为住宅保障体系的主要着力点,在房市高企所腾出的盈利空间内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亲力亲为地投资、建设、出售经济适用房。
  
  
  而在廉租房的建设上,尽管国务院于去年八月出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但实施的力度仍嫌薄弱,2008年的中央财政居然仅仅安排了区区68亿(注五)。
  
  
  注五: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6522230.htm
  http://www.gov.cn/2008lh/zb/0317a/content_922176.htm
  
  其实,问题不在于市场、不在于房产商、不在于投机者,亦不在于富人,而在于我们的住宅保障体系之缺失或者不完善。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所推行的房改,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制度真空,它无法识别购房者的购买力级别、从而也无法将没有购买力的人群从市场主体中剥离出来以提供保护,更无法对那些购买力处于足与不足之间的入市者提供政策支援,而在资金上,那些中低收入家庭所能得到的帮助其实与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者一无两致:按揭贷款,故在紧缩银根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真实需求与投机需求一道,玉石俱焚了。
  
  在对房地产市场供应方面的宏观调控,也是以压制市场力量、损害市场机制为代价的,我们看前年的国办发(2006)37号文件所列之措施,概莫不以税收、信贷、严控土地供应乃至行政强力来削减供应、加大开发成本与交易成本为指归,甚至祭出“无偿收回”这一严厉得近乎违宪的“法宝”(注六),这直接导致了去年下半年之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与去年下半年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报复性反弹!只要能熬过这看似严厉的调控下的资金链几乎断裂、成本、税收提高而几乎亏本的难关而存活下来的房产商,都能创造咸鱼翻身般的奇迹!
  
  
  注六: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4616608.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3cedf010003r3.html
  
  可以说,政府在享受了房地产市场化的巨大利益之后,仍没有将所聚集的社会公共财政资金用于住宅保障体系和廉租房的建设,用于反哺、资助那些为政府减轻住宅保障负担的入市购房者,用于为因城市的扩大和工业建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足够而持久的保障。这,是上轮对房市调控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在事权与财权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没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到妥善的重建。
  
  具体的说,高地价的产生与高房价之缺乏遏制,是政府与房产商妥协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奕的结果:开发用地之供应方式,由地方政府与房产商的协议出让方式改为市场竞价方式后,政府发现他的要价能力比一对一的谈判出让大为提高、交易对象的指定性也更强(即依倚政府的强力,在要约中设置过高的条件,以达到最终成交人为“自己人”的目的,注七),且因土地价款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成中溢价部分地方政府得大头,这大头部分还属于人大监督力度弱、政府可相对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或曰非税收入,故而地方政府对出让土地之热情空前高涨,地方财政已义无反顾地走向“土地财政”(注七),天文数量级的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被用于党政机关大楼、形象工程和城市经营;
  
  对于房价的飞涨,原本可以一九九三年年底发布、应自一九九四年开始执行的《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注七)之忠实实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在高地价上形成的某种默契或同盟,完全让地方政府失去了执行该条例的兴趣与利益驱动,因为增值税为中央税种,地方政府如果开征土地增值税,其从与中央财政的分成所得之好处,远不及土地的高价拍卖所获得之利益,故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颁布十几年来,几成一纸具文。
  
  注七:http://eastabwood.blog.hexun.com/5668761_d.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0419/07154772093.shtml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 ... 01111159913560c.htm
  
  二则是因为宪政精神的缺失,制约机制不完善,政府无法自觉地按捺住作为市场监管者、守夜人的寂寞.
  
  土地从向农民征用、旧城拆迁到入市拍卖,这之中的巨大差价,任谁都无法抵御市场的诱惑,面对公权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巨大利益所能带来的政治荣耀,雄心勃勃的党政首脑们无不热衷于让公权与国家资本联姻,在工业地产(各种各样的高新园区、各种级别的沿海滨江开发区等等)、城市商业地产(CBD)上大手笔出击,成为亲预市场的主体、成为谋利于市的利益主体!
  
  而面对高房价引发的民怨,政府却借民意推出“经济适用房”,在市场所腾出的盈利空间内谋利。
  
  至于因整个房市的牛气冲天,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建设、交易流转乃至持有过程中所获的各种税收、预算外规费收入,那就更多。
  
  公权与国家资本,借着房地产的市场化、借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赚得钵满盆满,可以说,政府最大程度地享受了房改的成果!
  
  而当面临调控时,当局借着民意,首先就将房地产市场、房产商也包括投机于房地产市场上的群体置于刀俎上了,政府在其中的利益有得到调整么?
  
  去年上半年之前的“调控”,旨在打压市场的供应力量、投机群体,而在制度建设上实在乏善可陈,这是上一轮调控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在本轮调控,我们看到了什么本质性改善的端倪了么?
  
  本世纪以来土地价格的迅猛上升,还因为政府对土地供应的高度垄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中国人民几乎都成了无产者,政府已成为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的唯一合法的供应者。
  
  城镇房改后,城市居民开始拥有有限地产(有期限限制的土地使用权),随着产权观念在城市居民心中的逐渐复活与日益增强,“钉子户”也愈益能获人们的同情,城市拆迁变得让政府难以施展手脚了,所以,政府通过拆迁改造来谋取城市土地的差价变得越来越难,分散的居民开始成为城市土地的供应者,但因内部协调之困难与低效,而且合格的需方也只有一个:地方政府,所以城市居民至今仍不是城市大宗土地供应的主要力量,有限产权只是增强了他们对政府的要价能力、在饕餮大餐中能分一杯羹而已。
  
  集体所有制的农村,是中国的土地最大持有者,但它无法成为合格的土地市场供应方,盖因法律堵死了农村土地自主进入市场之路,它的唯一出路,只是被政府征用。征用与被征用,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交易关系,集体所有经济与国有经济,至少在土地的交易方面,绝不是两个平等的主体,而依赖土地而生存的农民,在这一交换过程中根本无法置喙,盖因农民离有限的产权更远,他们在与政府交易过程中的地位比城镇居民更为弱势,政府挟国家强力所制定的征用价,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只有交地的义务,而无染指政府转手出让土地所获收益之权利。
  
  面对长庄稼的土地变成长房子的土地前后之巨大差异,农民们迁怒于房产商、对施工过程进行一些扰乱已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之表征,更多的农民则成为失地的流民默默地进入城市再受城里人的白眼。
  
  城市周边存在着广袤而廉价且任由城市规划切割的土地,旧城改造便逐渐让位于新区开发,城市象摊大饼一样地越铺越大,政府的土地收益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农村、农业、农民为这些年来的城市化、工业化再次付出巨大的代价。
  
  政策、制度乃至法律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地位的压制与歧视,使得持有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被摒弃于市场之外,制度人为地制造了土地稀缺的预期,它让政府作为土地之唯一供应者始终保持着强势的卖方市场地位。
  
  在这种情形下,哪个地方政府不热衷于四处召开土地推介会呢?哪个城市首脑不向往本地地价叠创新高呢?
  
  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根本无法通过土地供应方式的改变而受到制约。
  
  从协议出让到竞价出让,只是在需求者之间实现些许的公平,而供求双方的不平等关系却无从得到改善,因为只此一家的供方,原则上可以不经市场充分协商过程而开具要约条件,政府单相思一类的漫天要价、匪夷所思的要约条件顶多只是造成流拍流标,而竞价出让方式比协议出让方式更能为私下的协商量身定作合法且公开的外衣,已不是什么高级别之秘密。
  
  至于政府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义务缺项、义务不履行又有谁敢抱定玉石俱焚般的勇气而诉诸法律去追索呢?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至少中国的一级土地的供应还远远没有市场化,而在二级市场,光地转让的高税负,让人望而却步,更且二级市场上的土地(光地)拥有者,严格地说来其出让的权利更不完整,因为他手里那张土地使用权证仅两年有效(临时土地使用权证),按国发办(2006)37号文件规定,两年不开工的土地将被“无偿收回”。如果转让者、受让者没有与当地政府的铁关系,哪个转让者能得到一个好价钱?哪个受让者敢买入存在作废之虞的硬纸片?
  
  被千夫所指的房产商囤积土地现象难道没有被动而无奈的因素么?
  
  我们再看农民作为市场供应方的情形: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宋庄。
  
  13位在宋庄购买宅基地房的艺术家被村民告上法庭,要求以原价讨回宅基地房,而法律支持村民的要求,因为宅基地属农村集体所有制,哪怕是世代居住其上者也并非是合法的卖方,在现行法律看来,农民在宅基地买卖合同关系上实际上是没有民事权利的,如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小孩,这样的合同自始无效。
  
  事实上,农民的胜诉只是表明了农民遭受了制度性的深刻歧视这一事实。
  
  艺术家们抱怨农民不讲信用、没有道德,但,是谁让农民成了无信无德之人?艺术家与农民的交恶是谁之过?是现行法律,是国家出于对政府利益保护而作的土地权利之制度安排。
  
  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够自由地进入市场保证了最有可能出现的竞争者不再出现、从而保证了政府对土地供应的绝对垄断,同时也保证了政府对土地收益的绝对拥有,农村集体土地之命定的被征用角色,也杜绝了广大农民与政府分享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成果的任何企图。
  
  上一轮调控之“紧缩地根”措施,其实正中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下怀,因为紧缩政策与垄断地位一起无疑更推高了地价,要说这是平抑房价的善策,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弥天笑话!
  
  http://www.ccdy.cn/pubnews/481808/20080110/533987.htm 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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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freeman 发表于 2008-6-18 13:16:3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关于股市问题
  
  
  
  
  根据我的观察,在房市,贫富矛盾的表面化掩盖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这使得人们以为,房地产领域的市场机制失效,可归咎于缺乏社会责任的房产商、哄抬房价的投机者和还没有洗净原始积累血污的富人们,故而政府对房市的调控有相对广泛的民意基础。
  
  而在股市,这两对矛盾的主次位置正好颠倒过来了,谓中国股市为“政策市”,正是中国股市恢复近二十年来股民与政府、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最简要的写照。至于股市中的大鱼吃小鱼、虚假信息、机构大户们的兴风作浪等股市内部的矛盾,往往只在股市盘整时才有可能成为公众话题。
  
  对股市,政府历来有恐高症,这二十年来的经验也无数次地证明过:政策顶永远低于市场顶,而市场底永远高于政策底,因此,打压早了、救市迟了永远是股民、市场对政府抱怨的不变主题。
  
  中国股市缘何始终褪不去政策市之色彩?政府对股市的看法为何总与股民、市场相悖?
  
  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原本就是为了国家资本吸纳并控制民众资金而开设的盛筵,请客的是政府,主宾是中央的或部门的或地方的国家资本,股权分置改革后,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及大小非们也成了席上嘉宾,而侍宴者是大大小小的投资银行及券商,为盛筵买单的,却是大大小小的股民。
  
  后来筵席越摆越大,食客越来越多,则基民们也被邀请充实到买单者的队伍里来了。
  
  主宾们对侍宴者还是很客气的,因为他的入席是侍宴者给安排的。
  
  设宴的政府规定主宾们依例是应该给买单者的一些小费(分红)的,但小费也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些,故股民们、基民们反而热衷于侍宴者们另设的赌局,主宾们倒也十分凑趣,常以无价的或廉价的筹码(送股与配股)塞给参局的买单者,以代替小费。
  
  ——这样的说法虽有极大的调侃意味,但中国股市的叙事结构与角色安排,实在庶几近之。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705563.html
  
  这三十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肇始于放权让利,我们的公共财政收入项内,自一九七九年起,源于国有资本的红利之“企业收入”便逐年下降,至一九九四年起便干脆归零了,但“企业亏损补贴”则自一九八五年起就成了财政预决算表中延宕至今的项目(注九)。
  
  改革,把国有企业向资本分红的惯例改掉,更把企业经营者对资本的责任淡化了,而这个资本其实是全民资本,故国有企业经营者对资本责任的淡化,实质是对公众资本责任的淡化,是对其应负的社会责任虚化。
  
  则,中国的上市公司,向来吝于向股东分红的“铁公鸡”性格,便不难发现其基因所本。
  
  
  
  注九:http://www.mof.gov.cn/news/uploadfile/guojia020.xls
   http://www.mof.gov.cn/news/czsj2005/Book1.htm
   http://eastabwood.blog.hexun.com/1832670_d.html
  
  
  以驰宏锌锗(600497 SH)为例,该上市公司2007年分红预案为每10股派现金红利20元(含税),并每10股送5股、转增5股。《人民日报》表扬说该公司“在目前已经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中,是分红最优厚的”(注十)。
  
  每股2元含税的现金分红果真优厚么?查该股票自上年度(2006)分配方案实施之除权日(二OO七年四月十二日)至二OO七年年底收盘日止,其间股价最高为118.66元,最低为58.85元,哪怕有人以最低价买入,他一年的投资回报是多少?——3.4%,含税,尚未扣计他买入股票要支付的印花税与佣金!
  
  至于大名鼎鼎的中国石油(601857 SH)的对于A股流通股东们的回报,连哭笑不得都排不上,只能说是欲哭无泪了(注十)。
  
  注十:http://news2.eastmoney.com/080317,799689.html
   http://news.sohu.com/20080324/n255878148.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1/05/content_7015695.htm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80504/16084826439.shtml
  http://www.eeo.com.cn/finance/funds/2008/05/06/98776.html 铁公鸡
  
  国有企业不向公共财政上交属于公众资本应得的红利、上市公司吝于向股东们分红,在政府的放任下,中国最精英的企业责任感如斯,则在中国股市,所谓的市盈率、动态市场盈率即使到了“与成熟市场相差无几”的20倍(注十一),除了于鼓励投机有意义外,于投资则并非是一个好选择。
  
  
  这笔帐再好算不过:假设上市公司平均的分红比例达到50%,则从股市买入股权的流通股东们的收益回报率只是区区的2.5%(1÷20×50%)。如果没有交易过程中的价格起伏有带来溢价的可能,有谁会弃债券、存银行而投身股市呢?
  
  
  中国股市上历来的神话,都是由投机创造的,而神话属于因各式意外而拉长的投机期限,其利益来源于一段时期的两端之股价差别,其利益的主体成份是投机所得,而非投资所得。没有一个流通股东因为持有股票的历年分红,其资本收益率跑得过同期的债券与银行定期存款!
  
  
  这个市场能为股民们提供的,注定是投机性收入,至于投资性收益或财产性收入早被政府与券商吞噬:2007年度的证券印花税总额大过所有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已不是什么国家商业机密,更何况股民、基民们还得为自己的交易向券商支付佣金、管理费。中国股市,从来都不曾成为民众“财产性收入”的来源,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还不可能成为实现“十七大”的新提法(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途径(注十一)!
  
  
  
  注十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4/16/content_7985385.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0/17/content_6893207.htm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080422/08084781830.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 ... 6/01424804185.shtml
  
  对这样的股市,我们还好意思叫股民们树立投资理念么?
  
  因此,过去乃至现在,所有的市场利好、“救市”政策,无非都是劝诱投机的集结号。
  
  就因为麇集了太多只知圈钱、吝于分红的上市公司,使得中国的股市,沦为彻头彻尾的投机市场,而进入这样一个市场的人,即使出于投资的目的,最终还是免不了被作为投机者来对待,但投机者,在中国历来是道德上的侏儒。
  
  政府若打压高歌猛进的股市,自始便站在不败的道德制高点;股市跌跌不休时,那些呼唤政府应“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而救市的声音,其实让政府很惶恐,因为他深知,在这个市场里,还真找不到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
  
  以此来说,谓中国股市为政策市,与说中国股市为投机市,无非是说出了一个银币有两个面同样的道理。
  
  中国股市自始即作为投机市、政策市而出现,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之“青春的错误”,但近二十年来,政府对股市的治理没有确诊症结、任由泛滥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不过要让政府痛下针砭,根治股市投机顽症,恐怕我们得理解政府之投鼠忌器的难处,此“器”,即国家资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有资本从许多经济领域退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腾出了空间,当真功不可没。
  
  但另一方面,国家资本通过各种制度的和非制度性的途径,重新集聚起来,更且以巨大利益的让渡与境外资本集团结盟(注十二),通过股市吸纳并控制更广范围、更大规模的民间资金,以比过去毫不逊色的深度入主国民经济的能源、交通、资源、通讯、金融等战略部门,这些上市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更使国家资本的天下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真可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国有资本就这样依靠股市的输血完成了涅磐重生。
  
  作为对价,政府默认了股市的投机性,因为没有投机之润滑,股市无法驱动国家资本的重新集聚。
  
  因此,中国股市之投机性,是国家资本运行过程中的本质性现象,一旦中国股市失去其投机功能,国家资本又将面临痛苦的蜕变,故政府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股市的投机性。
  
  注十二: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705563.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7/052513749122s.shtml
  
  但政府之尚未泯灭之天职使命感,亦使其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过度投机或恶性投机的暴发,这,我们可从涨跌停板制从1%、下降到0.5%、再到取消涨跌停板制、最后到现在的5或10%,交易结算从T+0到T+1的规则演变中,看到政府的良苦用心。
  
  但是,我们实在很难看到,政府在源头上削弱股市的投机性之努力,比如:如何促使上市公司加大向股东们分红的比例,如何降低发行价的市盈率、如何校正上市前后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差别、如何削减上市公司的特权以降低公司上市门槛、如何设计明确而易辨识执行的退市制度以使壳资源贬值,等等。
  
  我们甚至也没有看到政府在完善股市投机机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比如,作为以投机的力量对冲投机的沽空机制(融资融券)以及股指期货,踌躇再三,扭捏至今。
  
  中国股市投机性之顽固,根在政府作为国家资本的经营者身陷其中,利益悠关、关心则乱,使政府于作为市场的利益主体(国家资本的经营者:如国资委、发改委及各产业部)、公共权力的主体(国家财政)和作为市场的监管者(证监会)多重身份之内在冲突中,无法仅以监管者身份立世,而不得不委身于国家资本利益、公权代表利益,所以,打压若有排山倒海的气概,救市则无力挽狂澜之果决。
  
  至若政府以公权借调控之名、谋税利之实(提高印花税),盖因利益来得太快、来得忒大,直到股市暴跌低迷至无以复加与市场各方的大声疾呼下,始极不情愿地恢复到530前的水平。
  
  这一过程,实在再充分不过地显现了公权正蜕变为利益主体的事实。
  
  中国股市更带有整个经济体系内金融制度的缺陷而引致的畸型。
  
  中国经济中的融资制度向以间接融资为主,而直接融资之功能主要由股市担当,对于那些无望上市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只能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
  之前还有可居间直接融资的信托公司,后来也被政府取缔了。
  发行债券连地方政府也无权批准。
  如果搞非制度性的不定向借款,说不定有“非法集资”的刑事责任等着他。
  
  每当银根紧缩之时,中小企业们常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其实际利率之高,常逾基准利率数倍!
  
  非上市公司的金融环境之恶劣,使得无数企业无限向往上市,如能在千军万马的混乱中杀开一条血路冲过独木桥,到达彼岸,羽化为上市公司,便与得道成仙无异,非但圈钱容易,连银行都求着送贷款入门(注:江苏宏宝 002071 SZ)。
  
  哪怕上市后经营不善而倒闭,光一六个数字的股票代码(壳资源)也可以卖出可观的价钱,因为这六个数字是打开民众钱柜的密码,因为它是乱采滥挖社会资源的许可证,流通股东们用脚投票的结果,并不能让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与原始股东们感到羞愧,反而提供了金蝉脱壳的良机。
  
  公司上市,原始股的股价即脱离了公司业绩所决定的估值标准,到了股市,在这种令人眩晕的溢价刺激下,试问有多少企业家还能保持创业时的谨慎与勤勉?
  
  而上市之路是如此的漫长坎坷,一旦公司上市,在对待股市上,原始股东们(包括大小非们)即与企业经营者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中国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蒋洁敏在去年十一月五日出席A股上市仪式时表示,对开盘价48.6元表示满意,“认为对股东有交代,是公司回馈股东,是公司回报社会”。其实,蒋董完成的是对上市前公司股东的交代,中石油的A股上市回馈的只是一部分股东,但绝不包括流通股股东!注十)。
  
  那些企业经营者与原始股东们感激的是推荐公司上市的投资银行、经纪公司、感激的是批准公司上市的政府官员、说不定还感激命里的八字、庙里的菩萨,但决不会感激那些以三、四十倍的高溢价认购公司股票的流通股东们!
  
  江苏宏宝: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20080506/07584833398.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80506/22222200351.shtml
  
  
  对于股民而言,既然冲入股市是奔着投机利益而来,加之于没有沽空机制的中国股市,则政府之任何削减股市投机性的努力均将被视为利空、火中取栗者反而不希望火势被抑制。
  
  为了尽可能地放大他找到接手火炭的下一位之概率或尽可能地减小自己成为最后无法割肉离场的倒霉蛋的坏运,则任何有利于维持或加大这股市投机活跃程度的举措,管它是什么究为治标或者治本,都能获得市场的欢呼。
  
  政府不只是默认股市上正常的投机性,而且至今为止还在不断地强化因不公平而带来的巨大恶性投机基因,不断地为平抑这个股市的动荡设置新的障碍。
  
  比如,新近上市的紫金矿业(601899 SH),总股本为1454131万股,其中H股为400544万股,这样,非H股的股份为1053587万股,而本次上市的流通A股为105000万股,仅占非H股之总股本的10%弱,而限售流通A股为948587万股,为流通A股的9倍强!这样的供应安排,保证了IPO以市盈率40倍、发行价为7.13元(注意:面值为0.1元!)获得市场的追捧,继续为大小非们创造一夜暴富的神话。
  而对于流通股东而言,这样的股票无非是参加豪赌的筹码,它本身几无投资价值,因为如果股民以上市当天的最低价9.61元买入而持有一年的话,按分红比例为公司实现利润的50%计,回报率仅为(7.13÷40×50%÷9.61=)0.927%!即使紫金矿业08年度的利润比上年增长5倍(有可能么?),扣除税、扣除流通股东们的交易税费后,也只与一年定期储蓄的利率持平。
  但就是这样一只股票,高开到9.98元后仍意犹未尽,午盘居然被拉高至22元!上市当天的换手率就达92%强!
  
  在这样的市场,政府以人为的手法控制每个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供应而维持着失去投资价值的高股价,股市中的股民因做老老实实的投资者而不能、而不得,除了暴炒疯炒而赋予股票的投机价值外,他还能有什么基于长期投资理念的理性选择么?
  
  但这种疯狂投机只是在为大小非们进军财富榜而抬轿,比紫金矿业上市早五天出台的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着力点不在于纠正此类不公平现象,只是劝导大小非们下手不要太狠了,手法不要太直接了(月减持1%以上的走大宗交易通道)。
  
  无奈,总有人为了自己的帐、就不买政府的帐,根本不理会政府在两边作和事佬的苦衷,“顶风作案”至今已有三五起了。
  
  这个市场近二十年来维持着的高度的投机性,已经使得市场的价值观,罹患了短线偏执沉疴,即便政府还有心拯救已深度堕溺的股市投资性,亦已难以赢得市场的喝采,甚或引起市场的怨怼,更何况,政府沉吟再三、权衡再四,还是觉得呵护这个市场的投机性格,既合乎国家资本的利益,也能博得“顺乎民意”的美名。
  
  这样的股市,实质上是以国家资本、上市公司为一方与众多流通股东为另一方的利益不对等的角斗场,这样的股市,唯打压具备些许正义,所有引起这个市场断崖雪崩、流星陨落的合理的与悖理的原因,都是让这个市场皈依投资属性的当头捧喝。
  
  但无奈,在这个市场,每次获得拯救的总是它的投机性……
  
  一个没有投资价值的股市,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性股市,是无法作为经济的晴雨表来看待的,它之所以低迷与高涨,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理由,也可以说是有千百条理由,但无论如何,它与宏观经济状态的逻辑联系,扯不上。
  
  所以,在“总体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要好”(注十二)的眼下,股指半年曾遭腰斩,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注十二: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7/052513749122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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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freeman 发表于 2008-6-18 13: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关于CPI
  
  
  
  
  中国经济,自本世纪初,即开始步入流动性过剩阶段,因为流动性过剩,触发了资产价格的重估过程,因为流动性过剩以至泛滥,即引起资产价格的飚升,先是在房地产市场卷起涨价狂潮,政府调控房市后,游资便冲入股市,530半夜鸡叫后,又回头触发房市去年下半年的报复性反弹,待政府一手按住房市、一手摁下股市时,CPI上来了!
  
  
  如果政府挟国家资本与行政干预之蛮力,将这三者都压住的话,恐怕GDP也就跟着下来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滞胀的危险。
  
  
  
  
  今年一至四月份的CPI已经达到8.2,如果全年要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4.8的任务,仅以算术平均的简单计算,就会发现这恐怕很玄(注十三)。
  
  
  
  
  
  注十三: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080416/15404757783.shtml
  
  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全面价格上涨,不因短缺,不因过热,而是因为流动性过剩。
  
  在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并不仅以价格是否全面且持久的上涨为足,而必须顾及失业率是否低到足以触发通货膨胀。
  
  本世纪以来,按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历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登记失业率(注十四)来看,二OO一年至二OO七年,我国城镇人口失业率,除01年在3.6%外,其余各年末只在4.0至4.3之间小幅波动,此数虽然因不包括农村离土农民的失业情况而可能低估了我国全人口的失业率,但至少它不能作为经济过热的判断依据,因为如果说07年过热,则02至06年也属过热,但显然政府与我们都不这么看。
  
  相反,自06年开始,社会已感受到第三次就业高峰的压力,尤其是开始出现“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注十四)。
  
  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过热状态。
  
  注十四: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laodong/2006/html/02-02.htm
   http://www.jyb.com.cn/jy/jysx/t20060619_21204.htm
  
  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全面价格上扬,并不因物资的全面短缺,亦不因经济处于紧运行状态,实因流通中的货币太多,它引致的物价全面上涨与经典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在机理上并不完全相同。
  
  
  如果要作差强人意的类比的话,我们可以说,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物价全面上涨,大致与二十几年前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实物经济向市场经济、货币经济演变过程中,因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渐次加深而带来的物价全面上升现象相似。
  只不过那时,整个经济存在着投资饥渴症,而近年则存在着过度投机的倾向。
  盖因流动性泛滥,使得现有经济体系内的投资机会被稀释,过多的游资别无他途,唯有四处寻觅投机以套利求保值。
  
  
  所以,总的说来,我认为在中国,本世纪以来的流动性过剩,仍与过去的经济体系之货币深化过程一样,可被视为发展经济学上的现象。
  
  
  中国这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经济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但由于社会的宪政法治还相当不完善,民法典的建设严重滞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着国家资本的高度垄断,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没有理顺更没有法制化,基尼系数过高,等等,这使得我们不能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来治理现阶段的“通货膨胀”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资产与消费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受伤害最大的都是贫困家庭与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使他们的福利水平下降,而资产价格的上升则更加大他们向上攀登的台阶高度、打击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政府若对这些人群的生活在流动性泛滥浪潮袭来时不提供保护,显然将引起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但如何提供保护,则是值得推敲的。具体到CPI所涉及的商品价格上,是选择严格管制加生产者补贴方式(即暗补),还是在对消费者补贴的前提下放开价格管制(即明贴)?
  
  以最浅显的道理讲,贫困及中低收入人群,怕的不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涨价,而怕的是进入口袋里的钱跟不上涨价的速度,如果收入跟不上涨价的步伐,其生活福利水平必然下降,除非物价在管制的情况下不涨,则他的生活能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
  
  所以,消费品的价格管制(暗补)与实施消费补贴而放开物价(明贴)的两个政策,于他而言是等价的。
  
  但价格管制,对生产与供应则有负面影响:
  对生产者的补贴标准及其调整如何确定、暗补措施如何实施?整个程序之复杂与低效,常导致受补贴企业的丧失对市场的敏感、而着意于政府的态度、久而久之则会产生对政府的依赖(所谓由一只眼睛看市场一只眼睛看市长变为两只眼睛都看市长);
  已取得补贴的生产者并不乐意看到新的生产者加入,而政府官员也惮于对新加入者重新启动补贴资格认定程序,故而价格管制下的暗补方式,助长垄断、促生寡头,并不能刺激商品供应的增加以最终靠市场的力量按下物价;
  如果对生产者的补贴不到位、不足额,还可能使生产者消极懈怠、亦更长垄断者的脾气,从而加剧商品供应的紧张态势;
  价格管制常伴随着供应的限量,或说必然导致供应的限量,因此,排队的成本增加、等候的效率损失,将把价格管制所维持的消费者剩余迅速消耗殆尽,囤积居奇、黑市则应运而生,比如眼下的柴油(注十五);
  得不到补贴、又无缘加入黑市供应行列的民营企业无力持久支撑,最终会选择退出生产领域,从而增加社会的失业率,最终还是会使居民收入下降。
  
  
  注十五: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80421/02404774833.shtml
  
  
  价格管制下的暗补方式,其实还会带来新的不公平:
  
  在价格管制加生产者补贴的政策下,政府天然地倾向于国家资本控制的企业,而民营企业很难顺利地获得补贴,这使得民营经济在政府直接干预的制度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变得狭窄,从而产生生产经营权利上的不公平;
  
  在消费方面,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而富裕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低,以此看似乎暗补政策让恩格尔系数高的家庭受益更多,但以消费食粮的一项为例,富裕家庭奢侈性享受中的粮食加工副食品(如酒、蛋糕、饼干等等)多,故粮食消费的绝对量自然大大高过同样家庭人口数的贫困家庭,因此,粮食价格的管制,固然可使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但却使富裕家庭享受了额外的消费福利(消费者剩余);
  电的情形也如此;
  再比如,成品油价格的管制,固然使得开奔奔的中低收入家庭未增加汽油支出,但对于开奔驰的富裕家庭而言,耗油量越大,得的便宜越多。
  
  可见,成品油价格的管制除了不公平,也不利于遏制生活能耗的上升。
  
  暗补对新的价格关系的形成,更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尤其当中国经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国内价格体系已无法保持对国际商品价格体系的独立时,暗补与价格管制,最终将瓦解整个国内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除非将中国经济再次封闭起来。
  
  以柴油为例,政府对柴油价格的高压管制,使上海石化0号柴油价格只能维持在5070元/吨,而新加坡0.05%S柴油价格换算为人民币为10403.61元/吨,国内外价格差距已经达到了每吨5333.61元,这意味着我们在新加坡买一吨柴油的钱(兑换成人民币),回国可以买到两吨多的柴油!以此折算,新加坡元的实际购买力仅是人民币的一半!其以购买力折算的汇率相当于一新币等于2.50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官方牌价的5左右!
  
  我们这里可以发现商品价格的管制,将导致汇率体系的严重紊乱的事实。
  
  
  http://finance.eastday.com/m/20080528/u1a3617008.html
  
  
  当然,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暗补方式也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市场经济本身无法提供低廉优质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而言,通过对生产者或服务商实行补贴就是必须的,而实行消费者补贴反而是不经济的,比如城市公交服务,富翁偶尔挤一下地铁虽可算揩油,但并不会引起公平与否的大问题。
  
  对于生产者利益的保护,除了实行暗补外,还有退税和国家收购等方式。这三者中,能在维护市场机制与保护生产者利益上取得两全其美效果的,唯收购(国家保护性收购价的确定及相应的收购行为)而已,但这种政策手段一般仅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实施。
  
  如果政府在按居民人均耗电的水平给予累退式的补贴额(明贴)的前提下放开对电的价格管制,则政府的政策对生产者就是中性的,对消费者就是保护的,而对富裕家庭的超额消费或享受型、奢侈型消费少予或未予补贴,从而也是公平的,总的来说,对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并无太大的副作用。
  
  明贴较之暗补的好处,既是经济学上的常识,也是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顺利地从计划经济、实物经济向市场经济、货币经济完成过渡的成功经验。
  
  但何以在市场经济远较二十几年前来得成熟、国库资金更比二十几年前来得充裕、人们的观念也比二十几年前更容易接受明补方式的当今,政府反而会打开老旧的工具箱而选择直接管制的手段了呢?
  
  据我的观察,可能基于两个理由:
  
  
  一是对市场机制不信任,对民营经济不放心,值此物价全面上涨之际,贫富关系紧张之时,执政当局以行政指令、数量控制、价格干预、甚至加上政治问责等方式对经济实行直接干预,民意基础来得容易,因此,经济上成功的概率或许不大、效果可能不好,但短期内的政治风险却相对较小;
  
  二是执政者的国家本位、国家资本本位思想通过三十年来的改革,又完成了轮回、获得了涅磐而重新得到确立,公权已控制了愈来愈多的社会存量财富,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流量性收益,通过市场的哺育而壮大后的国家资本则重新占领了市场的各个要津,执政者已有充分的信心与坚定的信念,将其掌控的经济资源与执政权力作为驱使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辔策,决意马跃檀溪;故当局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已逐渐从跟在市场后面亦步亦趋、顺势而为的方式,向走在市场前面贯彻领导、驾驭意志的方式转变,离开市场机制而主动地安排民众的生活再次成为令执政者激情四溢的政治理想。
  
  
  问题是,尽管国家资本远比三十年前来得发达与强盛,但中国经济在当今已非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国家资本本身已无法完成自我循环,他的基础已建立在市场经济、民间经济的广土厚壤之上。何况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已不是三十年前所可以比拟的,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是大过以前的经验与经历,而成为一个我们未曾面对过的大变数。
  
  因此,如果挟国家资本与行政力量,试图抵御流动性过剩、成本型推动而导致的全面物价上涨的势头,将使市场机制受到难以恢复的扭曲、民营经济受到旷日持久的损害,——因为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中美利差所形成的热钱洼地效应、国际原油价格、基础资源(如铁矿石等)价格乃至粮食价格的上升,恐怕在短期内是无法扭转的,这样,所谓“临时的”价格干预措施(注十六)将欲罢不能,骑虎难下;
  
  也许,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抑制的物价全面上涨趋势,正好为政府提供了全面干预市场、以计划经济的手段逐步蚕食市场、接管市场,并中止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中止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建设步伐乃至中止政治文明建设进程的借口!
  而这,正是本文一开始所说的“CPI政治化”的可怕之处。
  
  并且,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政府不惜以扭曲市场机制、损耗民营经济为代价真的将CPI压制到目标(4.8%)水平的话,充其量,无非是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而已,如果政府机构为实施干预而更加大力度、成品油、电、粮食等基础资料的价格长期被压制在原有水平上的话,则市场机制被扭曲、经济因此滑坡、失业率随之提高、民众的经济生活自由度丧失太多的话,那么,低水平的CPI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到那时,支持政府干预市场的民意,恐怕会成为执政当局政治失分的渊薮。
  
  另外,在当今国际商品价格体系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当口,对于开放如当前中国的经济体而言,如果真的能做到维持原有价格关系、维持低水平的CPI的话,就势必成为全球商品低价洼地,加上现已形成的汇率差、利率差热钱低洼,中国将面临来自内外两方面汹涌而至的出口走私狂潮与热钱泻入暗流(注十六),这要么使政府压低CPI的努力付诸东流,要么让政府被动地深挖沟、高筑墙,把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和国际价格传导机制隔离开、屏蔽掉,——这种逻辑更进一步的演绎预想岂不更令人不寒而栗?!
  
  
  注十六: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7/02231937419.shtml
   http://news.sina.com.cn/c/l/2008-04-30/014515453052.shtml 粮食走私
   http://finance.memail.net/041202/129,5,315110,00.shtml 热钱
  
  
  幸好,政府的干预意志还不算狠,干预力度还不算大,干预范围还不算广,所以前四个月的CPI还处在8%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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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freeman 发表于 2008-6-18 13:17:58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关于政府收入及政府控制的公共基金
  
  
  
  
  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与各种非财政部门向公众征收的规费收入,前者常被称为预算内收入,受人大的监督力度大些,透明度也略高,后者常被称为预算外收入,它的绝大部分游离于人大监督范围之外,它顶多只受政府内部的监督:财政、审计管平级的、上级管下级的,但最终,财政、审计和“上级”都向地方首脑负责,这种监督体系只是一个闭环结构,预算外收入的来源、使用情况、监督情况如何,除了审计部门表白政绩时所透出的片段信息之外,我们则几同盲人摸象。
  
  
  前些年开始出来一个“非税收入”的词儿,它似乎兼具预算内预算外的性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是财政部2008年工作重点,已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之前曾被列为2007年的工作重点,但因前期条件不具备而推至今年。
  
  
  不管如何,这总是一种进步。
  
  http://hi.baidu.com/%D1%A9%F1%BC ... 6ac44f78f05571.html 非税收入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04/084813196927s.shtml 鞍山的非税收入
  
  财政收入在三十年前很清楚,无非是“企业收入”(那时的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不用交所得税,但要上缴利润)、各种税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流转税和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收)和一直来说不清名堂的其他收入三大块组成。
  
  但我们上面提到,改革开放到1994年,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便为零了,也就是说国家收入现在只有两大块了,在这两年国有企业捷报频传的当口,这不免令人一时气急。
  
  但是且慢,“企业收入”现在更名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了,它被归为非税收入了,所以前面说政府放弃了国有资本红利收取可能是不确切的,但奇怪的是连财政部的官员也不知道它的踪影,有报道说,财政部综合司基金收费处的一位官员表示:“尤其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很难明确分类和定性。这涉及到该项收入是纳入财政专户,还是国库。纳入国库意味着执收部门丧失了支配收入的权力,因为国库资金用途每年在年初通过人大审议,部门没有自行支出权力”。
  
  得!这儿冒出来一个“国库”,照他的说法国库与财政专户是不同的。或许我们冤枉国有企业了:她上交过资本红利了,但以前交到财政专户现在交到国库了,只是没有反映在财政收入的帐上而已。
  
  可是,我们明明可以在财政部的衙门里、网站上找到“国库司”啊,怎么“司”的帐不反映在“部”的帐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每年年初人大审议国库资金的用途”?难不成在现代还有类似于过去主管公帑的大司农与主管皇家私财的少府之别?
  
  这里我们无意纠缠于国有资本的红利交没交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进入了这么一个帐目迷宫,我们已根本无从辨别政府究竟每年获得了多少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即使连一个大概总额也找不到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
  
  叶檀的博客有估计2007年政府的总收入达九万亿,占当年GDP的36%!如果公开诘难政府敛财如许,我看十有八九会遭到官员的抗辩。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080223/09164538819.shtml 财政部调研非税收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18dcb010098t0.html 叶檀对政府总收入的估计
  
  但是,国家财政收入近十年来的增速年年超过GDP的增速、且愈益快过数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年一季度税收收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0417/03274759901.shtml
  
  
  但就是这么一种收入状况,07年末,中央财政仍维持着五万二千余亿元的国债规模,整个财政体系直到07年才略有结余:1738亿元。
  
  不过,如果没有530的“半夜鸡叫”而使证券交易印花税一项惊人地“完成”了预算的545%(!)、增收1825亿元的话,则去年的财政仍将出现赤字。
  
  在财政官员看来,财政资金即使在收入暴增的这几年,也处于紧运行的状态。所以,任何削减财政收入的呼吁与建议(比如降低印花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居民银行储蓄的利息税率等),其征收制度的调整总是将经历一段漫长的时期,而任何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的上面指示或下层呼声,却能迅速地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得到响应(如印花税、二手房过户开征营业税等)。
  
  这种一慢一快,怎能不让人生发政府乐于敛财的联想?
  
  http://www.mof.gov.cn/news/20080306_3564_31932.htm 07年全国财政预决算报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已逐步过渡到以非国有经济为主要的来源基础,但其支出结构的改变则明显地滞后于收入结构的转变。
  
  在2006年,全国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支出”占总支出的15.2%,我们可以预料,这种支出大部分是对国有企业的盈利性的投资支出或是对国有资本的追加投资;
  
  至于“行政管理费支出8.3%、公检法司支出5.4%、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3.3%及车购税收入安排的支出1.6%”合计18.6%的支出内容,可能还是大的行政管理费概念之拆零而已,而且有相当部分的收入与支出并未完全在财政决算报告中反映,比如,打官司要钱,所以反映在财政决算表中的法院支出极可能是扣减诉讼费后的差额,我们一年为了自己的那辆汽车不知向交警交了多少罚款、则反映在财政决算报表中的交通警察管理费支出中也应是扣减罚款后的差额。
  
  http://www.mof.gov.cn/news/czsj2005/Book1.htm 2006年度国家财政预决算报表
  
  
  另外,政府还掌管着日益庞大的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等等各种公共基金。
  
  有谁见过它们的年度预决算报告?
  有谁知道它们是如何被管理的?
  谁能保证它们除了被陈良宇们挪用过再无人染指?
  谁同意它们可以进入股市的?
  打工者流动就业后、它们不能跟随着进入就业地,究竟是技术问题还是利益问题?
  
  http://news.tom.com/hot/shebao/ 社保、住房公积金
  http://news.sohu.com/20080312/n255667422.shtml 财富分配关系的现状
  
  
  以税收、规费为主要表征的政府收入之膨胀,已日益显示政府在整个国民财富所占据或控制的份额过于庞大,比起民众内部的贫富差距所显示之不均、官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畸形其实是一个更令人忧患的问题。
  
  公共财政用于国有资本的盈利性投资;
  为了控制物价,国有企业的补贴可以列入财政支出的当然项目;
  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其亏损却可以不经公开程序的审核而直接抵扣财政收入;
  但国有资本的盈利却不进入公共财政的帐上……
  
  这种做法,比计划经济时代,其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实在严重得多。
  
  我们原本以为,国有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吃得人高马大了,蓦然回首,却仍看到了老大不小的国家资本居然还是叼着公共财政的乳头不放!
  
  这一大块,是公共财政拮据的原因之一。
  
  行政管理费支出呈现无法遏制的增长刚性,是财政官员在财政收入迅猛增加的情况下仍感力不从心的最大心病。
  
  按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经济法律体系日趋完备,我们对社会经济的管理过程,可以逐步地以法律、行业自律自治、民间的契约合同来替代行政力量,从而使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有了实现的条件。从而,财政支出中的投资支出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之比率应该随之下降。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进步,这是我们从财政部的年度决算报表中看不到这两项支出下降的原因。
  
  这三十年来所建立的几百项法律制度,说到底,大多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官官互管的九龙治水的法律,每一部法律,几乎都将催生一顶大盖帽,每一部法律,几乎都在办事的程序上多加一个章,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互设的各项前置条件串联起来,无疑是一座循规蹈矩的老实人所难以走通的迷宫。但是,漏网之鱼还有,从“阳光政务大厅”里走出来的致命药物、大头奶粉、漏雨之屋也不乏其例,那些在地震中垮塌的校舍难道都是在政府部门公休日里偷偷地盖好的么?
  
  于是,每年的315我们总是将不法商人海扁一顿,每年的315后我们总是要求政府再管得多一些、严一些,我们让政府干得事儿太多,作为对价,我们每一次都默认了政府扩编、增人、招收协管、减少一些我们的自由、增加一项政府的收费项目,到头来,我们就无法不容忍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程序繁琐、公帑日增了……
  
  如果我们能得到各级政府完整的年度收入(包括财政收入与预算外收入)与支出数据,我们可能会发现,建设支出(主要指盈利性的国有资本投资)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之和占总支出的比例可能还要大。
  
  公共财政用于盈利性的国有资本投资、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两项支出占了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一,显示了中国财政的国家本位特点,她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生财政之要求与标准,仍有相当的距离。
  
  涉及到CPI,紧缩型的金融调控政策唯有压堵之力而无疏导之能。
  
  常识与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压不住CPI的上涨势头,那就干脆放弃价格管制,同时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减少CPI上升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这就需要采取疏导之策,积极宽松的财政调控政策该上场了:让受CPI上涨打击最大的贫困的和中低收入人群之收入跟上并快过CPI的上涨速度,比如按CPI指数调整最低工资水平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比如实行储蓄利率保值补贴、比如对农民、职工实行价格补贴、比如降低消费品流转税率,等等。
  
  
  但是,由于投资与费用这两大块支出的存在,使得政府在财政政策工具的取向上愈加趋于保守。
  
  即使为情势所迫而采取积极且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十有八九,他还是偏好于通过政府扩大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因为执政者的心中对市场还是充满着疑虑,非亲力亲为,无法让他安心。
  
  发轫于放权让利的改革开放大政,由于宪政精神的缺乏、社会互信程度的低下,更兼私法体系的缺陷,使得民众与政府都以为权无法放到底、利找不到合格的承受主体,最终使得该放的权该让的利又悄无声息地逐步回归到政府的手里。
  
  这三十年来,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并未能同步推进政治改革、也未能显著地加快完善私法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民法典的建设),是以政府日强而社会力量仍弱,“大社会小政府”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企图削减税收、压缩行政开支的动议与做法,均无异于与虎谋皮。
  
  与其因减税而赤字、政府宁可因扩大投资而举债,执政当局长期来根深蒂固的国家本位思维、执政党英雄主义的思想,促成了他控制社会财富越多越好的下意识。
  
  所以,在宏观调控上,政府天然地缺乏财政采取积极宽松政策的倾向;
  所以,政府更乐于采取行政强力对价格实行直接管制的措施;即使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他也宁可举债而直接投资。
  
  
  这里面,说政府没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利益考虑,而仅出于技术选择上的颇费踌躇,——至少,我不能不保持我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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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freeman 发表于 2008-6-18 13:18:23 | 显示全部楼层
  后语:中国奇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成就,无疑可被称为世界级的奇迹,对于一个落后、贫弱、动荡了一百多年的文明故国,居然在“弹指一挥间”的三十年里,即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融入到世界政治、经济过程,成为国际上一个任何国家乃至列强都无法小觑的力量存在!
  
  ——显然,她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日本、德国奇迹版本的人类历史华彩乐章。
  
  这个奇迹应归功于谁?
  有人认为应该归功于执政党的英明,
  有人则认为应该归功于全球化的潮流。
  
  而我认为应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一直以来,我们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似局限于琴棋书画、诗词骈文、宫宅器用以及风俗礼仪、三坟五典、四大发明上。
  是的,这些,常令人自豪。
  
  但一说到传统社会制度上,便不免自惭形秽起来,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是一个落后黑暗的封建主义社会,专制、愚昧、封闭如魅附体于中国人身上,科学、民主、自由则与中国人无缘,西方人欣赏中国传统文化如同欣赏已逝的古埃及、玛雅文化,而我们则囿于这样的历史观,面对前人留下的文化瑰宝、于今仍可追忆的辉煌过去,却无法唤起对本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语,《国史大纲》前言)”。
  
  我个人始终无法想象,——历史中国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耕文明、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完备的手工业体系,这个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大多数的时候都能安居乐业的民族,这个文明历史延续最久却数度能如火中凤凰涅磐的古邦,这个曾为歌德、伏尔泰、魁奈等西方诸贤称道感佩的国家,难道竟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偏偏缺乏创造力?
  
  ——我不信,我不信一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制度,竟能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容纳或伴随着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一路辉煌地走来!
  
  
  我认为:传统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即进入了农业资本主义社会——
  她的土地已经私有且可买卖,广大平民是这个王朝中最主要的财产主体和生产主体;
  她有全国统一的市场、充分而发达的古典商品经济;
  她的完备而成熟的手工业体系足以让人民的衣食住行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她有自己一套选择统治者的方式;
  她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
  她的城市文明与乡土社会和谐相处、相得益彰;
  她的文化成果和物质财富是由人民创造并享受的,帝王将相只是搜刮了其中的一部分;
  她的公共财政与民间自发救助体系帮助她的人民抵御着千百年来一次次的天灾人祸;
  她始终拥有不屈不挠的思想自由与活力;
  她没有一成不变的血统、种姓;
  她亦没有合法的宗教钳制与压迫……,
  
  所有最基本的资本主义元素都已存在,只是这个帝国的整个社会组织、经济体系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而已,——这就是农业资本主义。
  
  历史中国提供了最成熟、最悠久的农业资本主义的经典范本,也是人类在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所能建立、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传统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的失败,其实是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主流形态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而越过的最重大的、也是最后的一道坎儿。
  
  历史中国的失败,是农业资本主义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与封建主义无关,因为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早在东周晚期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刀光剑影的荡涤与冲击而已然土崩瓦解(注十七)。
  
  
  注十七:http://eastabwood.blog.hexun.com/16851145_d.html
  
  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下,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独立、自由、勤劳、智慧、好学、坚韧、勇敢和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性格。
  
  事实上,历史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与韦伯所推崇备至的“新教徒”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而现代中国人与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差异也不象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大。
  
  要说有区别,则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中国人的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人知识体系已从农业社会的,更迭为工业社会的、信息社会的。
  
  中国人所以能在百多年的时间里完成这种知识体系的更迭,一方面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令人惊讶的开放性,而另一方面,则再好不过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坚韧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所维持着的世界上最为庞大数量的平民,这既是传统文化最坚实的载体,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最强大的引擎。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且屡试不爽的经济增长政策,可以说只有短短的八个字:“予民休养、轻徭薄赋(或永不加赋)”。
  
  从更长程的历史时间尺度来看,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其实仍未出“予民休养”之范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质是政府放弃了全面安排人民生活的“父爱主义”,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对人民创造力的束缚,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对外开放”的最大成就其实不在于仅仅让外面的进来、恰恰在于让里面的出去,让人民走出国门,让中国人参预到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过程中去。
  
  这三十年来,政府及国家资本成为配角,以传统文化为深厚功底的民众逐渐走上了舞台的中央,可以说,人民的富裕和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就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奇迹的典型象征;
  而执政党释放了人民的创造力、富有创造力的人民则抓住了全球化浪潮所提供的机遇,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奇迹所由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然,历史中国的社会,既不如我们过去所想象的糟糕不堪,但也并非美妙无比。
  
  中国帝王采“予民休养”的政策,固然能使得帝国经济获得迅速的恢复与增长,但经济总量膨胀往往极易到达农业社会最大的资源约束边界,即土地,确切地说是人田比例。
  
  传统中国人的幸福观是多子多福,人民财富的增加,会迅速导致人口的增长,盖因人丁既是财富的目的,又是财富进一步增加的手段。
  
  但人口的增加,会使得人田比例趋于恶化,虽然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会提升土地的人口有效荷载能力,但总的恶化趋势却始终存在;
  
  加上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皇帝与官府敛财太易,则皇帝与官府的耗财与敛财机器会自动地增加“棘轮”(此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更有效地吸纳民间财富,从而导致皇室滋长奢糜之风、而官吏队伍则急速臃肿与腐化。
  
  所以,农业中国的经济增长常将社会推高至一个日益不稳定的位置:人田比例趋向恶化、市场机制日渐失效、官府掌控能力逐步下降。一旦自然灾害、外族侵略来临,皇帝与官府倘若应对失措或应对不暇,则朝政腐败、纲纪颓弛,民生凋敝、义竿四起,饿殍遍野、生灵涂炭的危象、乱象、惨象就成为王朝帝国倾覆的符咒与梦魇。
  
  生齿日繁,既是中国人民幸福的表征,又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产生的渊薮。
  
  但有组织的移民,从来没有成为帝国富裕起来后的自觉政策选择,而控制人口的思想资源却在农业中国的价值观中付诸空白,因此,人口压力始终无法得到正常的宣泄与舒缓,所谓的中国经济的“内卷化”或“过密型”(注十八)其实都是人口压力使然,农业资本主义下的农业乃至手工业,也就不可能内生性地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农业与工厂制工业。
  
  这样,恢复人田良性比例的过程就无可避免地充满着悲惨与血腥:天灾、饥馑、战争合起来消灭人口,而恰在这个当口发昏失智甚或刚愎自用的皇帝家族,亦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广大逝民的殉葬者,从而启动一场新的轮回。
  
  注十八:http://www.studa.net/shehuiqita/060430/10393035.html
  
  可以说,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国,常增长而少发展、有造反而无革命,加上对大一统集权统治模式的由来已久的偏好,这个国家虽常有分裂、但从无分治,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常成为削峰填谷、劫富济贫的理由,富裕地区从来不能成为制度革命的策源地,从而也就不能引领全局作制度上的突破,中国社会无可奈何地陷入一次次的经济增长—跌落、人口膨胀—萎缩、国家统一—分裂的周期性动荡中。
  
  农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烂熟,固然堵塞了中国社会自觅出路的所有口子,但蕴藏在人民内心对未来的信心与激情始终未曾熄灭,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追求幸福生活的智慧和能力从不丧失。
  
  所以,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洞开国门后,中国人终于发现一片更大的天地能驰骋她的聪明才智、施展他的矫捷身手。
  
  而鸦片战争、甲午耻辱、八国联军、割地赔款和日寇蹂躏一次次的彻骨铭心之痛楚,亦使中国人日渐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我们需要组织起来,我们需要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重新集结我们的力量。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民在追寻社会制度上的不懈探索。
  
  这种探索的艰辛与曲折,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我们以三千万同胞的生命,赢得了民族的尊严与独立,粉碎了日冠任意摆布我们民族的阴险企图;
  我们以数百万人的生命,选择了共产党;
  我们曾让渡我们的产权与自由而甘愿接受公权对我们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面安排,我们还熬过票证时代的短缺甚至饥饿、十年内乱的折磨;
  
  ——可见,我们的试错勇气是举世无双的。
  
  当我们发现这一切并非最好的制度安排时,我们终于在三十年前迎来了执政者与人民的约定:继续我们的探索之路,改革我们的制度、开放我们的经济……
  
  
  中国的人民力量,五千年厚积,2008薄发:雪灾、震灾中的众志成城,奥秘圣火传递中的齐心协力,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民间讨伐。
  
  正是这种民间自发而有序的力量,令世界惊诧,更令世界肃然起敬……
  
  在分析当前经济问题之时,之所以返身求诸历史,是想说:
  
  人民,始终是中华民族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源。
  
  那些创造盛世伟业的唐宗宋祖、贤相良将们的伟大、光荣、正确,只在于他们能够体味全体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统治者永远是宽容的,他们是世界上最能体恤帝王的苦衷的人民,他们也是世界上最不吝于向君主感恩的人民;但是,当帝王将相们专注于一己的事业与利益、一次次地伤人民的心的时候,中国人民最终也会勇敢地选择抛弃。
  
  ——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政策可以试错,措施可以调整,但无论如何,民智不应被小觑、民权不应被忽略、政府不应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国家资本的经营范围与利益应当限制,所有基于国家资本及其左膀(政府)右臂(权贵)同盟者利益考量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应当作认真的反省与推敲。唯有执政党、政府能最大限度地摒弃自身利益、虚其心、弱其志,最大限度地求取全体人民的公意和共识,则当前许多社会的、经济的乃至政治的问题,才能重新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技术层面上的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问题被得到充分的讨论和求得解决之道。
  
  彼时,我们终将发现:常识与经验,实在高过当局的英明。
  
  而中国人民,还将给世界更大的奇迹!
  
   2008年6月4日
  • TA的每日心情
    奋斗
    2023-8-22 11:07
  • 签到天数: 5 天

    [LV.2]偶尔看看I

    jzq0922 发表于 2008-6-24 09:16:15 | 显示全部楼层
    粗粗看了一遍,确实说出了几分滋味,可作为专业论文了。中国的民间确实有很多高人。但有些问题确实要放到更宏观的全球背景中来看与分析更具意义。
  • TA的每日心情
    奋斗
    2023-8-22 11:07
  • 签到天数: 5 天

    [LV.2]偶尔看看I

    jzq0922 发表于 2008-6-24 13:46:1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样的文章其实一般的民众也应该看看,毕竟房子、股市、CPI都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们的资产与生活质量,可以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措施,回避这方面的风险。最少,“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lol: :lol: :lol:

    该用户从未签到

    遗风 发表于 2008-6-24 14:06:24 | 显示全部楼层
    瞅的我眼都累了,不过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样的分析 值得大家去思考.

    该用户从未签到

    joeyliu 发表于 2008-9-26 22:36:58 | 显示全部楼层
    值得思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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