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威慑有限？ 专家称可考虑废止经济犯罪死刑

中新网8月10日电 针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中国近些年对许多经济案件增设了死刑。多名法律专家认为，在全面废除死刑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考虑先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同时在具体量刑中坚持“少杀慎杀”原则。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河北行政学院副院长刘日认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不加区别地对严重经济犯罪广泛适用死刑的法律规定，不一定能达到立法的初衷。目前中国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有六十八个，其中大部分是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价值低于生命权利的非暴力犯罪，譬如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犯罪、盗掘古墓葬罪、组织他人卖淫罪等。

　　专家指出，这类犯罪是以单纯攫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对其适用死刑，实际上是以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这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且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倡导的生命权至高无上原则不协调。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萧中华教授认为，死刑对于贪污受贿的犯罪人具有威慑力是无疑的，但不能夸大这种威慑力，并非越严厉的刑罚就能越有效地预防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秉志提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中的非暴力犯罪，保留其死刑规定是必要的。对于其它的非暴力犯罪，则可考虑逐步予以废除。

　　赵秉志认为，对于非暴力犯罪中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规定的死刑，应当及时废止。废止这些犯罪的死刑，易被公众接受，不致引起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其次，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犯人，只要剥夺其犯罪能力即可防止其再犯；但在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即废止其死刑，会与国家基本的政治形势不相符合。可以考虑目前先在立法与司法上提高其适用死刑的条件，再逐步过渡到废止其死刑。(马浩亮)

　受贿实录：


       时间       担任职务                               犯罪事实

1992年11月至  牡丹江市副市长     在牡丹江制药厂向中国农业银行牡丹江市分
                                  行贷款、向黑龙江省粮食局借生产原料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两次非法收受牡丹江制
1996年11月
                                药厂负责人苗胜国给予的美元5000元、人民币
                                 10万元
1998年11月  绥化地区行署专员   在肇东宾馆经苗胜国介绍，接受哈尔滨金事达实
                                 业集团公司经理肖海鹏的请托，为其在青冈县开
                                 办养羊场提供帮助，并单独或伙同田雅芝两次非
                                 法收受肖海鹏给予的人民币共计９０万元。
  1999年初   绥化地区行署专员   接受建筑承包商申佰臣的请托，为其承揽绥化地
                                区广播电视中心工程提供帮助。为此，马德伙同
                                田雅芝非法收受申佰臣给予的人民币200万元。
1999年9月   绥化地区行署专员   在绥化地区所属肇东市增拨拖欠养老金数额事项
                                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肇东市市长吴
                                连方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2001年10月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明水县鑫源亚麻纺织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卫丰的请托，承诺为该公司在承揽黑龙江兰西亚
                                麻纺织工业联合总公司对外招商项目的事项上提
                                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王卫丰给予的人民
                                币20万元。

2000年3月至   绥化地委书记、   接受绥棱县县长李刚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
                                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单独或伙同田雅芝三
                                次非法收受李刚给予的人民币共计32万元、美元
2002年春节前  市委书记         1万元。

2000年3月
绥化地委书记
接受庆安县委副书记李俊宇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李俊宇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8
2000年11月至2002年春节前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青冈县委副书记苏吉禄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三次伙同田雅芝非法收受苏吉禄给予的人民币共计34万元。

9
1998年春节至1999年春节
2000年8月
绥化地区行署专员
绥化市委书记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三次非法收受明水县县长吕岱给予的人民币共计6000元。
接受吕岱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吕岱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4万元。

10
2000年五六月份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兰西县县长周南方的请托，为其能够继续留任现职务提供帮助。为此，马德伙同田雅芝非法收受周南方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11
2000年11月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兰西县委书记张国华的请托，在其职务安排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张国华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

12
2000年11月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海伦市委副书记王学武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王学武给予的人民币50万元。

13
2000年初至200年春节
绥化地委书记、市委书记
接受肇东市委副书记高波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及留任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五次单独或伙同田雅芝非法收受高波给予的人民币共计２９万元、美元２万元。

14
2000年11月至2002年春节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绥化市财政局副局长田德臣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两次伙同田雅芝非法收受田德臣给予的人民币4万元、美元5000元，并向田德臣索取美元5000元。

15
2000年七八月份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绥化市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张忠义的请托，在其职务安排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张忠义给予的人民币１０万元。

16
2001年5月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绥化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张铁玉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张铁玉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

17
2001年5月至7月
绥化市委书记
接受绥化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方晓光的请托，在其职务晋升的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非法收受方晓光给予的美元１万元。



马德卖官背后的深思

7月28日上午，“马德卖官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落幕。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因受贿合计人民币603万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马德表示服判。
    老百姓的心中实在无法平静！？

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广东格林柯尔多位高管

　　南方网讯　记者从多个可靠渠道证实，广东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及其在国内的主要助手，包括多位财务主管，因“涉嫌经济犯罪”，已经被公安部门正式拘捕。

　　知情人士透露，凡涉及到顾雏军的相关上市公司包括香港格林柯尔（80 56.HK）等有可能于周一发布正式公告，以进行相关人事披露。

　　据本报掌握的可靠消息来源称，此次对顾雏军等人的抓捕行动，是应中国证监会调查组的要求，北京、广东两地公安部门上周五一起突击行动，罪名均是“涉嫌经济犯罪”。

　　消息来源称，顾雏军系从7月29日下午由广州飞北京后被拘捕的。

　　此前顾雏军曾悄悄返回广东顺德，秘密召集旗下高层干部举行内部会议，表示将采取包括出售绝对控股的香港格林柯尔45%股权等措施，以挽救目前的局势。

　　而上周五在顺德，顾雏军掌控下的广东格林柯尔主要高管，包括首席财务官CFO姜源，副总裁严友松以及其控股的上市公司财务副总监燕果如、主管分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刘科、管理会计处处长阙海辉等高管一并被带走。

　　记者昨日致电顾雏军、姜源、严友松等上述多位人士，其手机均为关机。

　　而广东格林柯尔负责新闻传播的高管均婉拒采访，并表示不便透露任何信息。

　　也有高管表示，上市公司高管如果出现重大变动，公司会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布公告进行披露。

　　记者证实，负责广东格林柯尔旗下企业日常运营的另一主要高管刘从梦并不在被带走的高管之列。记者昨日致电刘从梦，但其手机也罕见关机。

　　而广东格林柯尔总部所在地———顺德容桂街道办事处主任苏伟波昨日向记者否认有派员托管企业。他表示，因为涉及到香港、内地上市公司，政府不会贸然介入，一切都会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地方政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相关企业稳定，尤其是人员稳定。”

　　记者昨日致电顺德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其明确表示，政府没有派员进驻或进行托管。至于除顾雏军在北京被拘捕外，姜源、严友松等广东格林柯尔高管被拘，该人士表示并不知详情，“应当是协助调查吧”。

一、顾雏军从资本运作“高手”向产业运作高手转变的失败，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悲剧？在格林柯尔身上我们看见了德隆身影，以后还有谁会成为新的德隆？  
　　
      二、对顾雏军旗下公司资本运作的种种疑问，舆论界从2001年就质疑不断，比如当年顾雏军收购科龙的资金来源问题，为什么这些公开的声音在4年后才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行动，舆论的力量通过什么机制才可以及时转变为政府监管的力量？


　　三、顾雏军遭遇郎咸平的质疑仅仅发生在半年前，如果郎咸平的质疑所引起的全国性的震动，都不足以为监管造势，那么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让监管机构耳聪目明？  
　　
      四、至今我们犹记，在顾雏军遭遇郎咸平的质疑之际，顾雏军与国研中心企业研究所联合发布名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科龙短短“半年内”就扭亏是经过“战略性整顿”，主要原因在于压缩成本和新产品开发。此报告出台后，顾雏军成了实业英雄，当时顾氏曾放言：“如果有一天我把汽车做得像冰箱空调一样好，你们是不是才相信我是个能人？”当前发生的事实让我们疑问：学者们在郎顾之争白热之际发表报告中所持的立场代表了什么？

　　五、顾雏军在近年的资本运作中，调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几乎成为其“杀手锏”，各种名目繁多的计提准备、核销、摊销，让年报频频按照大股东的意图变脸，让无数中小股东徒呼奈何，上市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随意性真的有这么大吗？上市公司的审计部门真正能够独立履行自身的职能吗？在加强上市公司报表监管方面，证监会、财政部门还可以做些什么？  
　　
      六、在格林柯尔身上我们看见了德隆身影，以后还有谁会成为新的德隆？中国资本市场诞生德隆式悲剧的土壤消失了吗？顾雏军的格林柯尔首先暴露问题并且遭受香港联交所的谴责，在大陆和香港监管协作以及经验交流方面还可以做些什么？

　　七、在与顾雏军合作的各地项目中，地方政府在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同时，对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给予了哪些使其得以钻空的政策优惠？  
　　
      八、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在资本市场大显身手，收购大量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为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充分尽责把关了吗？在收购的各个环节，是否进行了全程的跟踪和监督？

　　 九、随着证监会的监管和调查，顾雏军的格林柯尔还有哪些内幕将要暴露？其中蕴藏着什么样的投资人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层的介入是否对于遏止和纠正格林柯尔系的潜在风险行为起到真正的作用？监管可以帮助格林柯尔“止血”吗？  
　　
      十、乱世需重典，重病用猛药，中国资本市场际于多事之秋，我们如何通过完善立规、高效监督、从严执法，建立规范和干净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我们如何重树资本市场的信心和秩序？

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因受贿款济贫，两审都被判缓刑，引发各界激烈争议。据调查，余斌在担任湖南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赂22.5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2004年12月23日，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2005年7月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法院的判决引发社会各界思考，有人认为量刑过轻，受贿罪跟怎么使用受贿的款项是两个不同概念；也有人表示，余斌受贿没有自己占有，并不构成受贿罪，和那些有车、有别墅、有情妇的贪官不同，他曾经是铁腕纪委书记，得罪了个别领导。

广东潮州饶平县高堂镇电信分局局长，向其下属单位网络分公司的会计借了1.9万元公款，一直没有归还。公司要进行定期结算，会计无法填补这个资金缺口，多次找该局长要钱，局长没还，气愤之下持刀将该局长杀死。

洛阳偃师政法委副书记要小姐遭拒 带人砸娱乐城
    7月26日晚上，在洛阳偃师市“音乐不断”娱乐城内，一群人在喝酒玩耍期间，提出异性服务的要求遭到拒绝后，竟然叫来一群不明身份人员对该娱乐城进行打砸。这些人手持长刀、铁棍等器械对娱乐城内的人员进行殴打，致使多名人员受伤。更令人震惊的是，要小姐的人竟然是洛阳偃师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庆华。该事件发生后，在当地影响极为恶劣，当地群众强烈要求公开事情内幕，严惩不法人员。接到当地群众反映后，本报热线新闻部记者于8月1日连夜赶往偃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采访。

中国的官太难做了！要么随波逐流，要么立场坚定，立场坚定者是干不长的，余斌走的是第三条路，堪比劫富济贫，胆大且充满想象力！但还是没能走通。

CFO、独立董事、会计师事务所，他们有着各自的职业操守和职业准则，但在科龙案件中，顾雏军的一手操控是如此的强势，原本可以根据规则保持独立的CFO、独立董事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或多或少地被顾雏军操纵或者限制。

　　在建立与破坏中间，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再次被提及，“文化上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教授指出，股东、债权人、社会公众或者消费者才是真正为CFO、独立董事以及会计师事务所买单的主体，“受人之托，承人之信，纳人之财，应当以最大限度地诚信和勤勉地尽职尽责”。

　　CFO独立性缺失

　　科龙事件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只是存在于中国事件？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特许会员、嘉华(建材)华东区财务部总经理张汉云发现，科龙事件与几年以前震惊全球的世通一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2004年的宣判表明，世通公司前CEO和CFO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故意地长期地操纵公司财务结果而获罪。

　　而一旦顾雏军被证实是挪用科龙资金收购美菱和亚星，其涉嫌挪用的资金将超过5亿元，CFO与CEO之间协调并最终完成了资金的挪用。

　　“CFO一般处于公司高管行列，CFO不仅是公司财务战略的主导者，更是公司战略管理的重要参与者。”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费国平律师说，因此CFO，尤其是上市公司的CFO，在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张汉云看来，CFO要履行的重要责任，就是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结算报告真实地传达给投资人或股东，让投资人或股东了解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

　　世通前CEO埃伯斯不承认曾经亲自命令CFO萨利文做假并且表示，自己在世通业务利润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从公司的日常运作业务中抽身出来，并非事无巨细皆面面俱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表示自己对会计事务方面不在行。

　　“CEO与CFO之间是相关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费国平说。这种关系，归根到底是由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的。

　　“CFO是公司的内部高管，但CEO常常会扮演教父式和实权式的角色，后者的一元化、法定化的定位导致了CFO独立性的缺失。”刘俊海分析。

　　刘俊海认为，CFO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而只是想到要对提拔他的人“效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使得CFO未能尽职。

　　“中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并没有实现分离，这在民营企业尤其严重。”张汉云进一步分析，有些董事长同时兼任CEO，CFO受制于CEO的情况就显得尤为突出。“CFO势必只能依附公司的管理者，其职业自由化的氛围也很难形成。”费国平说。

　　CFO如何保证独立性？张汉云举了一个例子，在一座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有5万名警察，警察之所以能够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法律法规约束人们的行为。

　　“警察的角色，和一个公司中财务人员的角色是一样的。”他说，公司必须首先规定好如何进行内部审计和控制，整个系统中，各个岗位要按照规章制度行事，这样，就不会出现CEO甚至是某个部门经理控制财务的情况。

　　正常情况下，CFO对董事会负责，不受企业经营者的直接制约。美国国会在安然事件后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强化了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权。一旦CFO收到CEO的不正当要求，即可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CFO的这项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由此引致的经营者的“内部人”行为，使股东的利益得到较有效维护。

　　“诚信对CFO来说是立身之本。”张汉云说，CFO有责任为股东和企业负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CEO提出不合理要求，CFO应该从自己的职业原则出发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CFO应当不在存在虚假财务信息的财务报表上签字。CFO还应当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将公司资金受到挪用的情况向股东进行披露。由于公司的大股东违法挪用公司资金，并制造虚假信息，为了不违背法律和职业道德，CFO在职责无法继续履行下去时应当选择辞职。”费国平认为，科龙一案中，如果CFO能够做到上述几点，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

　　独董的“独立”责任

　　“独立和‘懂事’是独董的两个特征。”刘俊海说，独立性是独立董事的价值所在，也是独立董事有别于内部董事与外部关联董事的关键所在。独立董事的权利与利益均以其独立性为前提。但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也与公司目前的治理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提名选聘还是薪酬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这导致了独立董事无法独立的现象出现。

　　一项调查印证了独董不“独”的结论，调查显示，有33.3%的独董表示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有35%的独董表示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高管等有分歧的独立意见。也即，三分之二的独立董事没有发表过反对意见，没有了独立性。

　　同时，刘俊海认为，独立董事仅有独立性还不够。独立董事还应当具备至少足以与非独立董事相匹配，甚至更强的业务能力，包括担任独立董事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这种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囊括企业管理、法律、财务、工程技术和其他专业技术。“独立董事的勇气和品德比专业知识贵100倍。”刘俊海强调。

　　从2001年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中国证券市场后，独立董事的六大职权就表明，他们有对公司和全体股东(不仅仅是大股东)负有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

　　“违反该义务的，独立董事也要对公司，甚至公司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费国平说。

　　费国平认为，科龙的三位请辞独董没有发挥独董应有的作用。如：

　　科龙电器一直为种种“疑云”所笼罩，投资者也因此蒙受巨额损失，但科龙电器的独立董事却始终未能对此发表足以帮助广大中小股东揭晓“疑云”的独立意见，违反了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他们应该向整个公司和全体股东承担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

　　“独立董事毕竟不同于公司顾问或其他名誉职位。独立董事既握有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对其他董事和经理层进行监督的权利，也肩负沉重的法律义务。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是独立董事逃避责任的护身符。在一定程度上，独立性只会加重、而非减轻独立董事所负的义务,尤其是忠实义务。同时，独立董事也要严格履行勤勉义务。”刘俊海说。

　　中国的《公司法》修改在即，费国平认为，科龙案件对于从法律层面上确立独立董事制度及并规定独立董事的岗位职责、权利和义务，并设计出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有很大促进作用。“独立董事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股权结构的完善、外部监督的强化、公正的司法制度才能使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得到切实的发挥。”

　　会计师事务所“慎独”

　　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业务委托，但审计的意义在于，依法履行法定审计义务，维护交易安全，创造和谐的交易环境，提供真实公允的数据。“从这些方面来看，是公众和立法者赋予了会计师事务所强制的审计的商业机会。”刘俊海指出。

　　为了使得会计师能够作出正直与客观的判断，一些执业规则和惯例能够确保其独立性，比如，会计师在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时候应该回避；其次，注册会计师在为客户提供审计服务时，不能同时为客户提供内部控制设计、代理记账、代理纳税或其他影响独立性的服务。安然事件后，管理咨询收入超过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的50%以上，应考虑审计与咨询机构分立等等。

　　在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如果公司故意提供虚假的信息，可能会对审计工作造成阻碍。

　　“垃圾进来垃圾出去，审计机构如果无法取得真实与公平的信息，它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请求辞职。”张汉云说，“但德勤的请辞，也给了股东一个信号：一连两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请辞，说明公司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

　　2000年，安达信对科龙电器的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2001年，安达信拒绝对科龙电器的年报表示意见，这是其在国内首次拒绝对上市公司年报表示意见。2002年，科龙电器的会计师事务所更换为德勤，德勤又对科龙年报出具了保留意见。

　　“会计事务所受限无法开展审计，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根据事先的约定书拒绝审计来免于承担责任。”费国平说。

　　“倒顾三人组”中的注册会计师朱德峰告诉本报，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情况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独立，违反了注册会计师行业设立的初衷。随着公司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机构出现，本该是独立的，但会计师事务所要审计的对象成了聘用者，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在面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的时候还能保证独立性。“如果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会计师事务所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费国平说，依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欺诈如果得以认定，将有可能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朱德峰说，会计师事务所因被质疑其所提供的数据而被投资者起诉的并非没有先例。典型的案例是，2003年毕马威因涉嫌在锦州港虚假陈述案中负有连带责任，而被中国投资者起诉。“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以合理确信能够发现可能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误与舞弊。”他说。

　　“归根结底，使用审计报告的是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是他们为审计机构买单。”刘俊海强调说，审计机构要先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无条件、无原则、无限制地向委托人公司、大股东屈膝。

　　CFO、独立董事、会计事务所，原本依照规则，具有独立性，并对CEO实施监督、制约，但在科龙一案中却被一个无形的手颠覆了，与其视为顾雏军个人的“本事”，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职业经理人的诚信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中新网8月11日电 8月7日，梅州兴宁市大兴煤矿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生还希望渺茫。事故原因是矿主违法违规违章经营，梅州市政府、兴宁市政府也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

　　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披露，在大兴煤矿股东当中有一些当地官员，涉及到官商勾结或者以权谋私的问题。

　　记者黄剑在现场报道说：“现在主要查65个股东，这些股东是由什么人员构成的，据我们了解在这些股东当中有一些当地的领导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公务员在里边参股入股，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官商勾结，或者是以权谋私的问题，这就属于中纪委的审查范围了。”

收受贿赂索要钱财肆无忌惮
1950年出生的胡志忠先后任郑州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起诉处处长，1995年任中原区检察院检察长，2003年9月任郑州市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赌博筹码最小是1000元
    与7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金钱得来容易，花起来也随便。调查中，胡志忠自己交代，他的一个重要挥霍的方式就是打牌赌博。

　　胡志忠爱打牌、赌博是出了名的。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的职工都知道，他参与赌博一般筹码最小是1000元，每次数万元输赢是常事。1998年以来，胡志忠经常同身边几名彼此“知根知底”的下属马霖、陈彤等人在宾馆、酒店、茶社、洗浴中心等处打牌、赌博，赌资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
据郑州市纪委调查，胡志忠作风腐化，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着“情人”关系。胡志忠自己承认的“情妇”就有7名。
     拉纪检干部下水帮其串供
在被立案调查期间，胡志忠百般利诱办案人员。最终，郑州市纪委借调的办案人员高永亮被胡志忠的13万元贿赂拉下了水，帮助胡志忠安排串供，干扰调查。

　　胡志忠被双规期间，个别负责陪护胡志忠的工作人员，也受到金钱的诱惑，帮胡志忠向外界传递消息。他对陪护人员许诺说：我认识很多房地产老板，可以帮你们低价买了房再卖掉赚钱。

记者25日从中央纪委监察部了解到，今年1至6月底，全国19个省（区、市）共有10319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共计6246万元，查处违纪人员359人，26个省（区、市）查处参加赌博的党员干部4627人。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要对现实考虑清楚了才行，我反到觉得现在的法律太宽松了点，没有那么严重，说到经济犯罪，你想想要是动不动就是上亿，上百万，你们知道那一亿，一百万后面要让多少人失业，要让多少失去生命，它的影响多大。想想这些我觉得现在的经济犯罪的惩罚都太轻了，没有让它们畏惧的能力，所以才会象现在我样，要是上个十万，八万的就杀头，看还有几个敢去做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