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

没人支持的决定 希拉里回忆接受克林顿的求婚
相识相知

　　要错过1970年秋天的比尔·克林顿还真有点困难。虽然是牛津大学领了两年罗德奖学金的研究生，但到了耶鲁法学院后，比尔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海盗。他个子高挑、长相英俊，有着红棕色的胡须和卷曲的头发，身体的每个毛孔里都透露出生命的活力。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法学院的一个走廊里，站在一群全神贯注的学生面前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我走过去的时候，正好听见他说：“……不仅如此，我们还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瓜!”我问旁边的一位朋友：“那是谁？”

　　“哦，那是比尔·克林顿。他来自阿肯色州，总在谈论家乡的事情。”

　　直到1971年春季课堂的最后一天，我们才开始真正交谈。那天，我们恰好在同一时间从托马斯·爱默生教授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课堂走出来。比尔问我要到哪去，我回答说要到注册主任办公室去选下学期的课程。比尔说他也要到那里去，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路上，他称赞我的花长裙很好看。当我告诉他这是我母亲亲手做的时候，他又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来到注册主任办公室，因为人多，我们排队等候。轮到我们时，注册主任抬起头问道：“比尔，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早就已经选好了课程。”比尔只好向我承认他只是想和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我们又一起走了更长的路。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有一次，我们都想观看在耶鲁艺术馆举办的美国抽象派艺术家马可·罗思科的作品展，但是当时因为有劳资纠纷，学校的一些建筑，包括博物馆都关闭了。当比尔和我经过耶鲁艺术馆时，他突然告诉我说有办法进去。他对艺术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自愿清理长期堆积在艺术馆院子里的垃圾，只要让我们进去参观。我们真的如愿以偿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他很有说服力。接下来，整间艺术馆都仿佛是我们的，我们在画廊间轻松散步，谈论罗思科和20世纪的艺术。我对他的兴趣、知识和见解都很吃惊，后来我们在艺术馆的院子里一直谈到夜深。

　　我开始意识到这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年轻人不像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那么简单。直到今天，他组织语言的能力仍然让我暗自惊奇，他的想法和谈话的方式就像是音乐那样美妙动听。我仍然喜欢他考虑问题和看问题的方式。比尔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手。他的手腕很窄，手指细长而灵活，就像钢琴家和外科医生的手。当我们都还是学生时，我就喜欢看他用手翻书的样子。而现在，他的手在经过无数次的握手、挥高尔夫球杆、签名后，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这双手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在经受过风雨后，仍然富于表现力、仍然有吸引力。

第一次求婚

　　那年夏天，比尔跟着希拉里到了加利福尼亚。希拉里在奥克兰的一家法律公司工作。

　　夏季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纽黑文，租了一间月租75美元的地下室。那间房子有一个带壁炉的客厅、一间小卧室、一个供学习和吃饭用的小房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浴室和简单的厨房，房子的地板起伏不平，如果我们不在餐桌腿下垫点东西，盘子就会全部滑下来。墙壁也有裂缝，风可以从那里吹进来，所以我们就用报纸把这些裂缝塞住。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我们的第一个房子。

　　圣诞节过后，比尔和我回到我家，和我的家人一起过了几天。虽然我父母都在夏天见过他，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父亲对我男朋友是比较挑剔的。我很难想像他会和比尔说什么。而我母亲对比尔很满意，说他懂礼貌，还愿意饭后帮她收拾桌子。但是比尔真正征服我母亲的心，是在他看见我母亲在读大学哲学书时，花了一个小时和她讨论。我父亲刚开始有点"慢热"，但是在和比尔玩牌，并共同观看足球比赛后，对他越来越有好感。我朋友也很喜欢他。在我把他介绍给贝西·约翰逊时，她母亲把我拉到门外说：“我不管你做什么，但是不要放走这个人。他是我见过的惟一能让你开怀大笑的人!”

　　1973年春天，在完成法律学校的课程后，比尔带着我去欧洲，他想让我重游他领取罗德奖学金时走过的过程。我们到达伦敦后，比尔就开始极力扮演导游的角色。我们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泰特美术馆和议会大厦。黄昏时分，当我们来到美丽的英格兰湖区，坐在英纳迪尔湖畔，比尔开口向我求婚。

　　我是很爱比尔，但是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完全没有把握。因此我只好回答说：“不，不是现在。”我的意思是：“再给我点时间。”我祖父母的离婚给我母亲造成了很大影响，她的童年过得很孤独，她的经历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很清楚当我决定结婚的时候，那将是一辈子的事情。现在回首当时的情形和那个时候的我，我意识到，面对比尔强烈的爱以及我要承担的所有义务，我感到多么的恐惧。我将比尔看作是一股自然力，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一直跟他生活下去。

　　如果不是坚持不懈，比尔可能永远藉藉无名。一旦他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就绝不放弃，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求婚，我都拒绝了。最后，他说：“我不会再向你求婚了，但是如果你想和我结婚，你一定要告诉我。”

和比尔母亲的相处

　　我第一次见比尔的母亲维珍尼亚·德怀尔·凯蕾是在1972年的春天，当时她到纽黑文来看比尔。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对对方感到不自在。在维珍尼亚来之前，我为了省钱自己修整了个糟糕的头发。大部分时间，我不化妆，穿的也是牛仔裤和T恤。我不是阿肯色州小姐，当然也不是维珍尼亚心里所希望的她儿子会爱上的那种女孩。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维珍尼亚总是起得很早，先是粘上假睫毛，然后涂上亮亮的红色唇膏，再自信地出门。我的行事风格使她很不以为然，她也不喜欢我的一些奇怪的想法。

　　但是和维珍尼亚的第三个丈夫杰夫·迪威尔相处起来，就轻松得多。他把维珍尼亚像女王一样对待。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他对我就非常好，而且不断鼓励我与维珍尼亚搞好关系。他告诉我只要多用点时间，维珍尼亚就会接受我。他说：“不要担心维珍尼亚，她只是需要时间去习惯你的想法。两个都很有个性的女人要和平相处是有点困难。”

　　没有人支持的决定

　　毕业后，比尔回到阿肯色州教法律；希拉里到华盛顿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工作，处理尼克松弹劾事件的一些工作。后希拉里在阿肯色州大学法律学院担任老师。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去总统职位，我突然失业了。当我们这群曾一起工作过的律师在各奔东西前聚在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饭时，每个人都兴奋地谈论着未来的计划。我心里还没有底，我决定去阿肯色州。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我的朋友莎娜·艾尔曼时，她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为什么要丢弃你的前途？”其实，当时几乎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质疑我的选择和动机。一些时候，我感觉到自己是那么孤独，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是我知道，在读书时我就爱上了比尔，希望能和他在一起。我很清楚我和比尔在一起时是非常快乐的，我也相信和他在一起在哪生活都会很充实。于是我义无返顾地去到了一个陌生地，那里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但是我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学年结束后，我决定回到芝加哥和东海岸去拜访一些朋友和那些给我工作机会的人。在送我的路上，比尔和我经过大学附近的一个红砖房子，发现门上挂着一块“出售”的牌子。我只是无意中对比尔提到，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温馨的小房子，并没有多余的想法。经过几个星期的旅行和思考，我还是决定回到阿肯色州，和比尔在一起。当比尔在机场接我时，他问道："你还记得你喜欢的那个房子吗？我已经把它买下来了。所以你最好和我结婚，因为我不想一个人住在里面。"

　　接着，比尔骄傲地把我带到了那个房子里。那间房子有一个带有屏风的走廊、一个有着大教堂天花板的起居室、一个壁炉、明亮的大窗、一间大小合适的卧室、很不错的浴室和厨房。比尔还在当地的古董店买了一个旧的锻铁床，又在沃玛特买了床单和毛巾。

　　这次我同意了比尔的求婚。这么多年来，还是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和比尔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只是知道没人比比尔更了解我，没人可以像他那样令我开怀欢笑。即使在30年后，他仍然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最活力充沛的人。

一批1915年期间的爱因斯坦通信近日被首次公开，并被刊登在了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上。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1915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虽然早在此10年前，他就已经形成了相对论的理论构想，但直到这一年，他才真正提出了最终使自己功成名就的广义相对论。为了论证这个理论，爱因斯坦几近疯狂地工作。对于爱因斯坦来说，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他与妻子米列娃的婚姻已经出现严重裂痕。米列娃带着她和爱因斯坦的两个儿子———11岁的汉斯·艾伯特和5岁的爱杜阿德离开身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前往苏黎世生活。
与此同时，由于一战期间的食物匮乏，爱因斯坦的胃病加重了许多，只有表姐埃尔莎·爱因斯坦（后来嫁给了爱因斯坦）在身边照顾他。
大儿子期望爸爸来看他
这批爱因斯坦私人信件揭示了这位天才在191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在情感和科学上的挣扎。最早的两封信写于1915年4月初，是爱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艾伯特（爱因斯坦昵称他为阿杜)写给父亲的。他在信中央求父亲，在春假时前往苏黎世看他和弟弟爱杜阿德（小名泰特）：
亲爱的爸爸：
你知道吗，泰特已经会乘法和除法了，而我现在正在学几何。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平时妈妈会给我出题，到时候我也可以跟你这样。可是最近你为什么都不写信给我们了呢？我一直在想：“复活节的时候你会来这里，到时候我们就又能有爸爸了。”
    阿杜
父子间靠信件联络
由于战争，爱因斯坦无法前往苏黎世看望儿子，不过他给儿子写去了明信片，答应他会在7月份带他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假。爱因斯坦还对自己的儿子喜欢几何表示高兴，还说自己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几何学了。
爱因斯坦是多么希望能和儿子在一起，教他数学啊。但这个愿望却不能实现，这让爱因斯坦感到非常遗憾。于是，他希望通过信件来多少弥补一点，“如果你每次写信的时候都告诉我你学会什么了，我可以给你出题目让你来解答呀”。他还给两个孩子各寄了一个玩具，并叮嘱他们要好好刷牙。“我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现在我的牙齿才能保持得很健康。”
夫妻嫌隙影响父子关系
然而，一家人的关系还是恶化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在通信中，因为钱和度假时间的安排发生了争执，1915年6月，汉斯·艾伯特给爱因斯坦寄了一张简短的明信片，对父亲提出的度假计划进行了答复：
亲爱的爸爸：
这种事情你应该跟妈妈商量，因为在这里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不过，如果你对妈妈的态度那么不好，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去度假了……
    A·爱因斯坦
从署名完全可以看出，在这封信中儿子态度的冷淡。汉斯·艾伯特再也不用爸爸对自己的昵称“阿杜”，而是用和父亲在写正式信件中同样的签名“A·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相信，这张明信片一定是米列娃教儿子写的，于是他决定和自己的新欢埃尔莎一起去度假。在此次公开的一封写于1915年7月的信中，他向自己的朋友、苏黎世的医学博士桑戈，这样解释了自己的决定：
亲爱的朋友桑戈：
我的好儿子这几年来，因为我前妻，已经和我越来越疏远了。我前妻是个爱报复的人，而且她很狡猾，外人尤其是男人经常都被她欺骗了……本来我早已决定要在7月份去苏黎世，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即使我去了我也根本别想见到孩子们。所以在最后一刻我决定，在格廷根进行广义相对论的演讲时，去塞林放松放松，我的表姐（埃尔莎）和她的孩子已经在那里租好房子了。
   A·爱因斯坦
用诺贝尔奖金换离婚
1915年11月4日，爱因斯坦在格廷根发表了自己有关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演讲。当天下午，他给大儿子写去了一封百感交集的信：
以后每年我都会尽量和你们待上一个月的，好让你们能有爸爸的陪伴和爱护。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学到很多好东西，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给你们的。我通过如此艰辛的工作所得到的东西，不应该仅仅对陌生人有价值，更应该对我的孩子有着特殊的价值。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完成了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份论文。等你们长大以后，我会把它都告诉你们……我经常太专心工作了，连午饭都忘了吃。
之后，爱因斯坦接连提交了三份报告，并最终提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广义相对论。
然而，在与家人的关系上，爱因斯坦却无法得到自己期望的和谐。他最终决定和米列娃离婚，并提出：只要米列娃同意离婚，他将把自己以后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全部给她。米列娃在考虑了一个星期后，同意了爱因斯坦提出的条件。几年后，当爱因斯坦果真获得诺贝尔奖时，米列娃用他的奖金在苏黎世购买了三套公寓。
小爱杜阿德（泰特）后来因为精神病被送进苏黎世附近的一间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汉斯·艾伯特的命运则要好得多。他后来进入苏黎世高等工业学院学习工程学（当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也就是在这家学校相遇的）。之后，他又成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

作者：文吉生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给人的印象是果断敢言，但他私底下却为政治权力所苦。叶利钦长期酗酒，加上健康恶化，在总统任期内曾多次濒临生死边缘。他小至公开出丑，大到企图自杀，很可能都与罹患躁郁症有关。侍卫长亚力山大·科查夫长期随侍叶利钦左右，却在1996年遭革职，两人关系也因此决裂。通过他的揭露，叶利钦的荒唐事也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曾经数度想自杀
1991年6月，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才一年多的时间，他已开始意志消沉。1992年12月，叶利钦离开莫斯科到乡间别墅度假，他看了太太与小孩一眼，便直奔蒸气室，把自己反锁起来。还好科查夫发现得早，破门而入将他拉了出来，叶利钦才捡回一命。在科查夫的记忆中，这不是叶利钦第一次想自杀，之前，他曾试图用手枪和剪刀自杀。
叶利钦从未承认自己曾自杀。身为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他真正的病况也不为世人所知。虽然无法完整诊断他的病情，但精神科医生由其外在行为判断，他的心情起伏无常，极可能罹患了躁郁症。叶利钦心情好坏相当明显，心情不好就陷入沮丧，甚至极度忧郁；心情好则出现轻躁症状，点子不断、思绪飞驰，态度正面乐观，情况正好跟忧郁症相反。
躁郁症患者可顺利处理危机，显得精力充沛，有远见且信心十足，但在面对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时，反而较难适应，仍旧是一种在前线战斗的姿态。这也使叶利钦面临抨击，说他无力处理小事与日常议题是造成俄罗斯国力日衰的主因。

情绪在两极中摆荡
在科查夫记忆中，叶利钦躁郁症发作最典型的例子是1991年7月。保守派策动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数百辆坦克进驻莫斯科，十五万莫斯科市民上街抗议。在那场政变中，叶利钦爬上朝首都前进的坦克，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医生认为，叶利钦的行动有可能是出自政治技巧，更可能是躁郁症患者发作时的特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也让别人置身险境。
三天后，叶利钦赢得军队支持。但政变尚未结束，爬上坦克的英雄气概似乎就已荡然无存。科查夫回忆，叶利钦的躁郁症又开始发作，一脸苍白，毫无血色，显然整夜未曾合眼。他抱怨广场上的歌声太吵，可是一走出阳台，站到麦克风前，听到群众爆发出欢呼声，发现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又迅速恢复了正常。
此后，叶利钦的情绪几乎都在两极间大幅度摆荡：忧郁时，在乡间别墅一躲就是一个月，好像耗尽了所有的元气，只剩下一具空壳；亢奋时，他会整天工作个不停，直到半夜才离开克里姆林宫。心情变化之剧烈，常人很难想象。

酗酒缓解工作压力
更麻烦的是，叶利钦酗酒以舒缓工作压力。科查夫说，每天到了上午十一点，专线便会响起，叶利钦开始问何时吃午餐，然后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有时会一直喝到晚餐时间。运气好的话，早点醉倒，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就能把他送回家。很难相信这是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典型的一天。科查夫透露，叶利钦曾尝试用每个月一次的血液透析来清血，问题之严重不难想象。
1993年9月30日，叶利钦刚从美国参加完高峰会返国，原本打算途经爱尔兰善农机场，会晤该国总理雷诺斯，但最后叶利钦并未现身。外界认为是因为他醉得下不了飞机。查科夫透露实情，叶利钦在专机上酒后心脏病发，经医生急救才捡回一命。神奇的是，才经历冠状动脉阻塞差点猝死的叶利钦，竟能走下飞机与媒体交谈，谎称自己睡着了，安全人员拒绝让任何人叫醒他。而且，他甘冒生命危险，拖了三年才接受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作者：刘小梅

罗荣桓参加过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他与毛泽东相知甚深。1937年4月，罗荣桓在延安与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热恋，他把这事告诉了毛泽东，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好呵!没有家庭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你俩结婚吧，我一定要喝这杯喜酒。”
没多久，罗荣桓与林月琴结婚了，战事紧张，几天后，罗荣桓便奉命上了前线。恰在这时，据传早已在战斗中牺牲了的林月琴的前夫，在西路军西征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关押牢中，经我党多次交涉，九死一生后回到了延安。消息传来，林月琴陷入尴尬，毛泽东亦震惊不已，这不仅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纠葛，而且事关政治大局。毛泽东早就知道张国焘野心很大，妄图另立中央。西路军失败后，才使他不得已回到延安。此事若处理不好，闹出矛盾，又会造成两个方面军的不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
毛泽东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把当事人林月琴叫来。林月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的住处走去。毛泽东见她来了，客气地让她进来坐，又为她倒茶，亲切地说：“月琴同志，你们新婚不久，我就把荣桓派去前线，战事紧张，没得办法啰。你不会怨我吧？”几句贴心的话，暖了林月琴的心。她噙着泪花，激动地说：“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儿女私情？”
毛泽东连连点头，点燃一支烟后，突然脸上的笑容没有了，问：“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和他和好吗？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毛泽东望着林月琴，又十分恳切地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林月琴抬起头向毛泽东吐出了心里话：“他被俘后，听说在敌人酷刑面前很坚强，是个好同志。可我……”林月琴突然刹住话。
“我说过，我听你的意见。是去是留，完全由你决定，可你告诉我实话呀！”毛泽东笑着讲完这些话，然后小声说：“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三个人都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想找前夫，说明自己的想法，告诉前夫：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怪就怪误传噩耗。林月琴想到这儿，向毛泽东诚恳地说：“毛主席，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该去找他吗？”林月琴脸上露出恳切的神色，她是执意让毛泽东来处理这桩尴尬的婚姻。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这样的同志好!”毛泽东高兴地赞扬一番，想了想，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月琴同志，是否让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永难反悔呢？”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心里有了把握，连连点头，愉快地走出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不久，她见到了前夫，向前夫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十分友好地与他分了手。

总书记一职，在我党早期历史上也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我党公认的领袖之前，历史上有过五位总书记。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处世风格，这五位总书记在党史上演绎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教授、“旗手”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初，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引导新思想潮流的领头人之一。1918年，他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被师生们视为“旗手”和“总司令”。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1927年，他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泽东表示欢迎。但是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1938年，陈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晚年的陈独秀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陈独秀于四川江津病逝。

“书生领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离开常州，先是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后又于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瞿秋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瞿秋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写了大量通讯，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他写的大量文章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的状况，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其间，他于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瞿秋白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这期间他却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后，他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并担任校长。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为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年仅36岁。

工人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博古”秦邦宪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他9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自取别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宪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后，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担任常委，博古负总责。1933年1月，博古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出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而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先是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术，在遭遇挫折后，又采取“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的消极抵抗政策，导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既没有下达明确的行动指令，又采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导致撤离行动的迟缓。最后，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后，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年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开明君主”张闻天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其名为长辈所取《诗经》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饱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长辈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穷、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从1920年起，张闻天三次出国留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1924年回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张闻天又来到专门为国共培育政治骨干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了他留学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张闻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错误。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挺身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彻底掘弃“左”的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我党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在北京，有一个叫王晴的女人，与她初次接触打交道，如果是在她担任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时，那就可能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她是一个做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如果是在国内贸易部的办公大楼里见到她，面对科技司司长王晴，跟她谈公事，最好把各种数据图表都准备妥了，要不然，她会用一连串的问题把你问倒。再稍稍打听一下，或许就会得知，这位科技司司长可不简单，她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位如期回国的双学位硕士，曾是军马场的女知青。当然，你可能还会十分吃惊地听到某位深知底细的人悄悄对你说一个秘密：“知道吗？她的父亲是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王晴原名叫刘平平。”

　1、少年时挨饿的滋味终生难忘

　　那时的刘平平，的确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她的母亲王光美与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结合不久，就在全国解放的喜庆锣鼓声中来到当时还叫北平的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于是，在1949年5月13日出生的这个女孩，就有了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平平。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平平生下来就由外祖母照看，她是在外祖母捐出家产宅院办的洁茹幼儿园长大的。等到她长大几岁上小学时，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

　　在这所寄宿制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里，身为共和国主席女儿的平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几个年头。饿肚子的滋味让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那时，他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大人们一样三餐见不到细粮，就连豆面、燕麦，也只是个半饱。在刘家度过大半生的陈阿姨想起那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每到星期天，几个孩子都饿狼似的，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妈妈心疼地流着泪，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可到星期一，又催着孩子们快走。连老师都建议，孩子正在发育，别住校了。少奇同志一句话挡住了：‘让他们知道挨饿的滋味，长大为人民做事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民挨饿。’”

　　其实，即使不在困难时期，刘家的物质生活也非常一般。那时候，刘少奇同志的工资是404元，王光美则是120多元，要养活孩子和阿姨7个人，经常还有亲戚朋友往来。很长时间，孩子们每月的零花钱只有2元，除了吃饭，几乎没有零食。有时只有一个苹果，由母亲作主，把这个唯一的苹果切开，少奇同志一半，最小的女儿小小一半。

　　工作人员觉得刘主席家太艰苦，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工作人员有夜班费，那么，主席天天熬夜更应该有，就加上了。没想到，此举后来被少奇同志发现，硬是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