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榕基

朱镕基自述“悲惨”岁月  
  这是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作为上海市市长候选人，同市人大代表见面时的讲话。在这次讲话里，他介绍了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用朱镕基本人的话说，“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没有党籍的右派岁月
1954年（我）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 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 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
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
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
到1978年，马洪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
……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
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
……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
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
（至于施政纲领）这个很难讲，施政纲领在江泽民同志的工作报告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所以就不可能再讲出更多的东西了。
  “声明一下，我既不是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对’”
有一个老同志打电话跟我讲，你说三年改变上海的面貌，如若不然，引咎辞职。我说我不会狂妄到这个程度，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是个误会。
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呢？那是关于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当时）如果我们三年不实现（桑塔纳）国产化，那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给中央的“陈情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三年不实现国产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责，还没敢说辞职。我这个话是说给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听的，说给市经委、计委听的，你们要不好好抓国产化，那我就得辞职了，我的命运跟你们拴在一起了。我说这个话就想起到这个作用。
但这话传到外面，就变成了我三年不改变上海面貌就引咎辞职。这个事情我可不敢这么说，也绝对没有说过这个话。
……
声明一下，我只来了三个月，我既不是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对”。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个话有必要说明一下，因为在简报里有一个同志对我提意见：还没有选你当市长呢，你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怎么就说如果你当选为市长的话呢？太不谦虚了。我能体会这位市人大代表的意思，我也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我也要向这位代表做一个说明，这个话不是我要讲的。
在北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之前，大会副秘书长曾涛同志帮助上海为这次记者招待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我不能用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所以曾涛同志说，你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样大家就都清楚了。我就是这么讲的。（江泽民同志插话：朱镕基同志啊，你举行记者招待会是以中央提名候选人名义的，所以我认为朱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特别是招待外国记者。而且我跟你有点默契，当你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你通电话，因为我人在机场接受BBC专访。记者问，现在党政不是要分开吗？那你现在又是市委书记又是市长，怎么回事啊？我立即就讲，很快将要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现在中央已经确定朱镕基同志到上海来参加市委领导工作，今后他就在下一次的市人民代表大会里选举成为市长，那当然要通过选举了。）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十年再看朱总理
  过去二十多年，“朱镕基”是绕不过去的，哪怕2003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依然是人们想了解的人。
   对我来说，有深度记忆乃至怀念的政治人物不多，他是其中之一。我知道很多人喜欢他。对新闻人来说，有他，报道就有人看；对出版社来说，有他，书就卖脱销；对观察家来说，他施政脉络清晰可查……对失眠症患者的我来说，他的风趣幽默催人入眠，很像于谦和郭德纲。
本期《壹读》杂志有我对于谦的专访，我跟他说：“你们的相声治了我的失眠，听着听着就放松了。人累了，放松容易睡。”相声、音乐、朱镕基演讲，曾是我睡前三大爱好。
  想想看，一个人，听着另一个人的声音才入睡，这是多大赞美！
有个台商曾说，马英九手下各级官员该学学朱镕基的智慧，就不会被骂到“臭头”了，台湾出版人何飞鹏也曾慨叹，台湾20年看不到这种风格的政治人物。
即使在美式选举里，相信他也会成为超级巨星，论演讲能力和辩才无碍，比美国一流政治人物毫不逊色，但又和一些人不同，后者虽然很会讲话，但总觉得在表演。苛刻者会说，“任何政治家都是表演”，但朱镕基的表情、手势、言语，让人觉得发自于心、发自于公心。
  本期《壹读》杂志用朱镕基做封面人物，起因是他的第三本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出版，据我所知，这本书正在被深度追捧。
如今书市，起印十万已算超级畅销，这本书起印110万。这在纸媒已被唱衰、阅读渐成往事的当下，算天文数字了。其实，前两本书已证明他的市场号召力。《朱镕基答记者问》起印25万，首发不到40小时脱销；《朱镕基讲话实录》起印50万套，一抢而空。
朱镕基答记者问》面世十天，淘宝上便出现40家网点贩卖同名盗版书。据相关人士透露：“朱镕基看到盗版极为愤怒，说：‘把我的书印成这样子’？”盗版令人愤怒，但换个角度想，如果书没人看，谁去盗版？他应该是盗版指数最高的作者了。
权威消息说，《朱镕基答记者问》已发行130万册，《朱镕基讲话实录》149万套，还不包括繁体中文版和各种外文版。一个人在舞台上受到尊重、追捧，享受荣光，不足为奇，总是有原因的，卸任后，还能享受这些，也是有原因的。
十年前，我曾参与当时供职媒体对朱镕基的报道，在河北廊坊听到很多他的传说。比如，工作人员买1块钱东西却开3块钱发票，朱镕基不给报。“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比如他刚正不阿，得罪了很多人，只有看门大爷愿意接近他，回北京时给朱送行，临别说：“就你一个好人”。当地还有很多传说。
十年前即有感触，被大家肯定的人，会有很多传说，都是诠释这个人多好；被大家否定的人，会有很多段子，都是描述这个人多坏。无论传说还是段子，虽然经常是假的，但背后指向往往是真的。
可惜，作为一名中国记者，不可能和“朱总理”过招，哪怕他退休之后，也难见到朱大爷，算是遗憾吧。
朱镕基退休后热心京剧事业，对我影响也很大，让我这个排斥京剧的人，也喜欢上了马连良、裘盛戎等名家，真的非常棒。写稿前还听了《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请大家也听听，据说朱镕基也喜欢。
我就壹说，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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