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阻止社会道德滑坡

许博渊    作者文集      近些年，我国社会道德出现滑坡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但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重建道德，却人言人殊。有的人认为道德的衰败是因为丢掉了传统文化，要想重建道德，非把孔夫子请回来不可。这种看法很值得怀疑。社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和分配是否合理、社会资源的占有是否公平公正，以及法制是否完善等等，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打一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仅靠弘扬儒学所能奏效的。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儒学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汉民族的凝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功不可没；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培养了范仲淹这样道德高尚、出将入相的杰出人物。近代有一个梁漱溟，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称作“最后的儒家”。此人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训条修养的一位高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为国奔走，在条件恶劣时守身如玉，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做人原则，实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德原则。

    但是，对儒学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在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方面的作用也不可期望过高。其最大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而轻视制度建设。它既没有宗教的精神约束，也没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配套法律。因此，它不仅不能约束帝王的行为，也不能约束官员的行为，否则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出了这么多的昏君和贪官。如果社会没有公正和公平可言，就不能指望公众能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儒学对大众的最大影响也仅限于忠孝之类，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道德几乎没有关系。

    儒学的道德训条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我们自己也许已经看惯了，见惯不怪了，而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西方人观察中国的目光却比我们敏锐。19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儒学思想体系汇编》中就指出儒学的这个缺陷：“儒教对罪恶行径持否定态度，但态度不够强硬，除了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外，没有提出任何惩罚措施。”对中国抱同情态度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长期生活在山东农村，对儒学也颇有研究，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本《中国人的德行》。和花之安一样，史密斯也发现儒学道德观与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写道：“儒家学说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笔者相信，在儒家学说下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这一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儒家学说如何使大部分人变得高尚起来呢？”他发现，中国人最大的道德缺陷是对人缺乏诚信和关怀，缺乏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他写道：“我们把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些经典的教诲对比后就会发现：这些教诲注重在道理上把社会带向一个高标准的理想境界，在社会实际中并没有看得到的作用。”19世纪在中国的西方人都对当时中国人的不诚实印象深刻。史密斯引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库克的话说：“西方人最讨厌被人称为‘说谎者’，但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都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伤害。他不会否认这是事实，只是这样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谎话连篇，现在就在说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张口就是俏皮话，看你一脑子的稀奇古怪的念头’。”而儒学明明强调“民无信不立”的，“仁义礼智信”的教条人们也念了两千年，喊了两千年，产生的效果竟然是如此，不能不使人失望。

    在人际交往中，缺乏爱心和诚信的确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两大缺点。关于对人要有同情心，要关爱，儒学是当作要点强调的，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仁”，在“仁义礼智信”五大道德中居首位。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拿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1910年到1911年，东北和华北曾流行肺鼠疫，据记载，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哈尔滨傅家甸最为严重。1911年1月8日《盛京时报》有一则新闻，说12名俄国人应邀到傅家甸一个轮船管带家中作客，“入街处，见有华人尸身７具，围观之华人约４０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１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有一巡警站岗，问为何不管，该巡警说：“虽倒毙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时乘车之俄国妇女吓得“几乎不省人事”。流风所及，今天依然可以见到对他人缺乏关怀，缺乏爱，甚至对他人的生死漠然处之的事。其实，人们说道德滑坡，主要是与计划经济的年代相比较，而几乎没有人将其与历史作比较。将古代社会想象为君子之国是没有根据的，把现在的道德滑坡说成是因为传统儒学的被遗忘也是没有根据的。

出现道德高标准与实际的低水平的巨大反差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这个体系没有精神约束和法律约束之外，其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儒学把原始社会的尧舜树为榜样，企图以此规范封建社会的人的行为，不是从平衡权利和利益着手，而要求人们抑制物质欲望，甚至要求大众“存天理，灭人欲”，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强调朱熹所说的人欲是超过生存所需要的过分的物质欲望，但为什么不说贪欲而说人欲呢？起码是概念混乱。“名不正，则言不顺”，概念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思想的混乱。既然目标高不可攀，那么，除了空喊口号、言行不一还有什么办法呢？封建社会做不到，今天更做不到，不应该要求人们追求物质财富极不丰富的乌托邦式公平，而应该考虑如何在努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增加社会财富的新形势下建立和保持公平和平等。这正是二战以来欧美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西方也搞道德教育，但他们的教育比较切合实际。今年媒体报道的加拿大小学生的行为准则就非常切合实际。有这么几条：互相尊重，尊重自己，尊重学校和学校财产；出色完成我们要做到的和应该做到的；接受自己也接受别人；互相关心并在乎别人的感受；在别人需要时帮助别人。这些是孩子们能够做到的，如此培养出来的人，将是具有社会公德的人。儒学对孩子的教育则与成人教育一样，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严重与实际脱节的问题。鲁迅先生就批评过郭巨埋儿这样血淋淋的教育，令孩子毛骨悚然。可是，现在竟然还有些人在鼓吹这样的教育，宣传变态乖张的24孝，提倡建立现代私塾，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与其让人敬而远之，不如从切实可行的身边小事做起，追求切实的效果。不能说加拿大的孩子和大人都做到了上述这些要求，那里也有不少很不成样子的人。但是，有这个教育和没有这个教育是很不一样的，起码他可以树立起一个标准，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但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大而空，结果是嘴上说得好听，行动又是另一回事，连美丑都分不出来。举个例子，我们有多少人懂得“在乎别人的感受”这种做人准则？许多人会问：我干吗要在乎别人的感受?我吃饱了撑的？我有病？只要见到不合心意的东西，我就破口大骂，我为自己伤害别人感情的艺术和技巧而骄傲，并从别人的感情因自己的攻击而受伤中获得快感。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不以为丑，反以为美，丝毫不觉得这样做太低级，太下作，是《红楼梦》里的所谓下流坯子。他们美滋滋的，美不胜收，好像喝星巴克咖啡一样，滴滴香浓。而且，这样的人太多了，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一种风俗习惯。比起懂得“在乎他人感受”的人来，这些是什么人？文明人还是蛮族？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大概只比食人生番好那么一点点。

    尊重别人包括尊重别人的利益、自由和尊严。我们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史密斯在《中国人的德行》中记录的一个现象就很说明问题。他写道：“车夫要想装卸货物，行到车水马龙的道路中间就开始卸货，大家只能等他卸完。农夫要想砍倒树，就把树放倒在马路中央，来往行人只好等他把树砍断、搬走为止。”心目中根本没有别人，更谈不上“在乎别人的感受”了。100年过去了，类似情况还可以见到。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胡同里，或者早市里，人们把自行车和三轮车随便往路中间一放，自己买东西去了。我曾见过一个可笑的场面，有一位老太太也这样把三轮车停放在胡同的路中间，自己不知道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因为挡了别人的路，有人将车子推到一个角落里去了。那老太太回来找不着车了，好不容易在角落里找到了，气愤到了极点，用各种恶毒的语言骂开了，骂了老半天。她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却没有想到自己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更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也没有人搭茬，老太太骂了一阵，自感无趣，也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她为什么如此气愤？因为熏陶她的文化使她相信，公共的地方谁都可以占，这是她的权利，不占白不占，至于是否妨碍别人，则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如果抬头看看世界，就可以发现，全世界的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南方还是北方，都曾经对社会道德做过艰苦的探索和研究，有他们自己的招数，有些招数比我们的更加有效。在此不妨拿出两个国家作例子。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很受启发。它比较了中西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解决办法。我国传统文化宣传孔融让梨，表扬他把好的让给兄弟姐妹，最差的留给自己。这种教育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如同要求帝王自觉地向尧舜看齐一样。古罗马人不是这样。古罗马军队中曾出现过严重不公平现象，面包由长官分发，他把最大的留给自己，小一点的给亲近的人，最小的给普通士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找一个榜样来教育人，而是着眼于制度设计。比如两个士兵得到一个面包，按规定其中一个负责切，另一个人则有权首先挑选。这样，那个切面包的士兵为了自己不至于得到剩下来的比较小的一半，就会非常小心，尽量切得一样大。这样的思维方式延续发展，就是现代西方社会比较重视制度设计，而不仅仅依靠道德说教。正是有了制度的约束，那里的腐败就没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那么普遍和严重。

    我还可以举出在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别国之人不知道孔夫子和孟夫子，其道德也并不比我们差。

８０年代两伊战争时我常驻伊朗，发现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伊朗人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偷盗、诈骗和抢劫等类事情，在那几年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按照传统的道德为人处事。有一天，内人在使馆劳动时不慎从楼梯上摔下，跌断了右臂的鹰嘴骨。我闻讯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去，忙着送医院。此时，使馆大门外等待办签证的队伍里走出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德黑兰有一家私人诊所，专治四肢骨骼，医生是留美生，并曾在德国行医１０年。他把自己的车开过来，载着我们直奔那家医院。次日，他还带了一束鲜花，特意来医院探望。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并不要求我为他做什么，也不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或好处之类，却如此热心相助，令我感动。这个小伙子是德黑兰巴扎里的一个小商人，他告诉我，他们巴扎商人，每天经手的钱成千上万，一般连一张条子都没有，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近年来，我在国内经常上当受骗，每每想起这个伊朗小伙子。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民无信不立”之类的教育，为何如此诚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古风犹存。伊朗人告诉我，好客是他们的传统，至今在偏远农村，家里来了客人，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要好吃好喝招待，困难的人家，有一口吃的，要让客人吃，只有一床被子，要给客人盖。如果谁家怠慢了客人，说明这家人太没有道德，就会在当地难以做人。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伊斯兰教不仅有道德的道义约束，而且有宗教法律的约束，违反道德规范将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这两条，一条是我们早就丢掉了，一条是我们根本就不具备。

    再举一个澳大利亚的例子。澳大利亚的人际关系远没有我们这样密切，一般是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别人的事情不打听。但是，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却人人都乐于提供帮助。我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不认识路，停在一边查看地图，就会有人上来问：“我可以帮助你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有的时候，他们会开着车在前面带路，一直带到岔道口，并指给我正确的方向。有一次，我听说悉尼有一个停车场比较便宜，但在那里转了两圈，没有找到入口。我问一个华人，他漫不经心地用手一指就走了，连口都懒得开。我只得向一个当地白人妇女打听，那妇女满面春风，详细告诉我怎么走，看我还有些疑惑，干脆拿出纸笔来为我画了一张地图。澳大利亚人也不知道孔子，他们如此乐于助人，除了“爱人如己”之类的宗教教育外，还有现代文化的影响。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为自家人办事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违法，外围依次是亲戚、朋友、同学或战友什么的，起码是熟人，其他人就都是竞争对手，没有义务提供帮助，甚至没有义务给一个好脸色。澳大利亚人的家族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以个人为核心，个人以社会为大家庭，非常注重社区和社会的整体和谐，要求社会成员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将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当作自己人。这两条，一条是我们根本不具备，一条是还没有发育。

    我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该封闭，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那些家当，而应该广泛研究、学习和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功的文化、思想和经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中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差别。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向后看。儒家和道家一样，都是向后看的。道家主张“绝智弃圣”，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儒家则“言必称三代”，好像尧舜禹时代才是典范。多年的教育产生了一种向后看的文化，近代以来，每当新旧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有人向后看，总会掀起一股尊孔读经之风。西方人也向后看，但更多的是向前看，或者说向后看是为了向前进，比如文艺复兴。他们比较注重从现实生活的实事中寻求是。他们几乎一直在总结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去年4月15日，一个名叫约翰·哈里的作者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建立更平等的社会》。文章介绍说，理查德·威尔金森教授和凯特·皮科特博士经过15年的研究，联合出版了一本书，叫《精神层面：为什么更为平等的社会总是能做得更好》。文章介绍说：“我们最重要的心理需求之一就是让自己感到我们是人群中最有价值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追求人人平等的‘狩猎部族’中，一旦我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或者没有可能受到部族其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破坏。”“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地位更让我们感到焦虑的。源源不断的医学实验表明，我们在预感即将失去现有地位的时候，身体内部一种称为‘皮质醇’的荷尔蒙就会增多，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开始感到各种不适。”“我们的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痛苦的扭曲之上，我们过去30年一直在使这种状况激化，社会越不平等，社会关系就越趋紧张。一旦存在一个长长的社会阶梯，而且生活在底层就意味着屈辱与贫困，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爬上阶梯的紧迫性——社会也将开始混乱。这并不是一个左派的推测，这是一个事实。”文章还引用哈佛大学医学院暴力研究中心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利根的研究成果。这位心理学家说，暴力行为是“试图摆脱或消除羞辱感的一种企图，这种感受是痛苦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这本书还说，这种地位危机感还与信任度有关。“在我们感觉紧张时，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怀疑。在社会高度平等的瑞典，66%的人表示信任周围的人，因而瑞典也成为发达世界社会信任度最高的国家。在社会最不平等的葡萄牙，只有10%的人表示信任其他人。”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它实际上也回答了我国社会为何浮躁，一些人为何有暴力倾向，并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至于平等与信任度的关系，文章的解释可能不尽准确。我以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人们因为对自身地位的担心而产生了紧张感，就会不择手段地爬上社会阶梯的高层，以避免屈辱与贫困，而不择手段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国社会现在上演的正是这一幕。我觉得，他们这种从实事中求是的方法更能对症下药。我们天天说实事求是，可遇事偏偏就忘了。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还有一个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国的中医比西医高明的地方是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往往“头痛医脚”，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却又往往头痛医头。比如对道德危机，我们鲜有人将其与政治和经济相联系，一想就想到古代伦理哲学，就呼唤孔夫子，总试图用形而上的药去治疗形而上的病。西方人和我们不同。二三百年来，英国的哲学体系包括了法学和政治学，欧美的其他哲学家也曾热烈地辩论如何将道德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他们说，市场经济利用的是人们的物质欲望，或曰动物性，物欲如洪水，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可以唤醒人的动物性。他们探讨，如何将物欲放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既令其发挥积极作用，又防止其破坏性。如温家宝总理所喜欢读的《道德情操论》就试图将“富之路”与“德之路”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总之，他们不仅着眼于道德本身，而是将道德问题放到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中考察的。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许还受了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一个防范道德滑坡的指导方针，没有预筑制度的防火墙。那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总是只说要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往往一连十几个“要”，就是没有说如果不如何，就要如何。就是说，没有法律的大棒跟在后面，没有注意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建的必要性。后来，我们又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游移。于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动物性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由“不正之风”到腐败弥漫，由权力腐败到职务腐败，作奸犯科的事情比比皆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评论家。我曾问过一个司机，为什么违法行为如此普遍。他的话非常刺耳，说：“如今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只能偷、骗、抢”。他的话不能较真，只是普通群众的一般印象。但给群众造成这种印象这件事本身就很严重。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靠曾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靠孟老夫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内修功夫能治愈社会的疾病吗？恐怕靠不住。我们今天要重建道德，首先要从根子上做工作，消除道德滑坡的根源。这就要十分注意社会公正，着力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许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同时注意改革分配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这才能改变人的心态，从而改变道德滑坡的局面。这方面，有些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北欧几个国家和澳大利亚。我在澳大利亚期间，注意到他们的国民心态都很平静，既认真工作，又懂得享受生活。这就是社会公正的结果，没有人，或极少有人能通过非法途径获得财富，人们心理平衡，人家挣钱多，付出的也多，我干得少，收入虽然少一点，但活得也不错，有什么可以急的呢？心理平衡了，鼠窃狗偷的事情也就少了，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就比较高。

北欧和澳大利亚的榜样我们还学不了，他们国家小，人口少，财富多。冰岛只有30万人口，还不如我们一个小县城，澳大利亚的人口刚到２０００万，比北京市人口稍多一点点。所以他们可以实行高福利制度，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平均收入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我们许多道德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是贫困。北欧我没有去过，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同事告诉我，那里有许多无人售货的超市，顾客自己过秤，自己贴货款的标签，自己付款。这样的商店在我们这里是万万行不通的。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商店，但我见过内陆小城镇的高尔夫球场，那里没有人看守，去打球的人自己往箱子里投硬币。我还见过路边无人售货的水果摊，一包一包地码放着，每一袋都贴着标签，注明多少钱，任凭路人自取，顾客都自觉地把钱放进旁边一个纸箱内。我当时大为感慨，心想，如果在我国，说不定连放钱的纸箱都会不翼而飞。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而我们做不到呢？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人穷志短”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为政者不能要求大众都能做到“人穷志不短”，道德说教解决不了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多少年的短缺经济使人的心理发生了某种变态。我们这里的超市，顾客买菜，白菜要剥去两层叶子，干果要一粒一粒地挑拣，还有人并不买东西，却把干果蜜饯之类的东西挨着个儿品尝一个遍。普遍的心理是：别人的东西，尤其是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这就要靠发展经济，普遍增加全国人民的收入来解决，儒学帮不了多少忙。汉儒董仲舒有一句话，叫做“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被朱熹引为不二法门。但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是背道而驰的。儒学无助于现代经济的运营和发展，也就不能解决当代道德问题。
   
    我曾和朋友议论，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什么时候能赶上北欧5国和澳大利亚。我认为要100年。帐是这么算的：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大约40年。根据西方学者所说，一个家庭要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就是60年。60年加上40年，差不多就是100年。朋友说，100年也不一定能赶上，不随地吐痰不就说了100年了吗？这也对。能否赶上，还要看我们的发展是否顺利，看努力的程度高低，以及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在那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撞，恐怕就真的赶不上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国内国外，过去还是现在。

古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光要百姓提高道德水平，食肉者口不对心、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无论是儒学、道学、释学、基督学还是伊斯兰学，希望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想法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济于事的。

是因该有个信仰 而不是信仰马列等舶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