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威慑有限？ 专家称可考虑废止经济犯罪死刑

枕边人“吹歪风”

　　“寒门骄子”落马

　　武汉市黄陂区原区委副书记兼盘龙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贵清出身贫寒，7个兄弟姐妹均以他为骄傲，每次见到他都再三嘱咐：“要珍惜啊，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但是，王贵清还是出事了。

事后查清，王贵清共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5万元、美金1万元、价值2.31万元的物品；接受礼金1000欧元、美金2000元。2004年12月22日，他被开除党籍。今年8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王贵清有期徒刑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判处其妻吴友香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万元。

“高知”用歪智慧

　　分公款如“探囊取物”

　　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原热处理副主任、热处理技术开发公司经理易人泉，有研究员的职称，曾当选为全国热处理学会常务理事。与之同案的常艳红和胡海龙，也均为高级工程师。然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竟将智慧用在侵吞公款上。

经查，易人泉在任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热处理室副主任、热处理技术开发公司经理期间，伙同该所高级工程师常艳红、胡海龙私分公款134万余元，其中，易人泉分得72.4万元，常艳红分得32.68万元，胡海龙分得29.7万元。

　　2005年1月2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处易人泉有期徒刑14年，常艳红、胡海龙各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逢年过节”就“丰收”

　　“改革先锋”成“贪婪庄主”

　　1996年，东西湖区委、区政府把41岁的刘显清派到经济状况不佳的养殖场担任党委书记。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让养殖场成了全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亮点”。他也成了全区耀眼的明星人物。但渐渐地，他也成了养殖场大权独揽的“庄主”。
经查，原东西湖啤酒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鑫桥高新技术产业园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显清，在担任东西湖区养殖场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78万元，接受礼金6.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藏公款于天花板内

　　“油耗子”梦断“小金库”

　　2004年3月22日，在新洲区纪委办案点门前，湖北省石油总公司新洲区公司原经理张正海，与另外5名私分、贪污国有资产的“油耗子”一起，被押上警车送上了审判台。

　　经查，张正海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公司职工李育慧、高凌燕、朱文敏、原财务科长靖兵和石油公司原副经理熊春来等人，私设十多个“小金库”，涉案资金859万元，合伙私分公款120万元，个人贪污69万余元。2004年11月，张正海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为到国外享清福

　　总经理倒卖批文
2004年1月30日，大年初八。武汉市纪委接到紧急举报：“吕志忠的护照办好了，马上就要外逃！”1月31日，吕志忠被市纪委“双规”。
　经查，吕志忠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199万元，其中个人实得137万元；另外他还滥用职权，随意处置本公司资产，造成29万多元国有资产流失。2004年11月25日，吕志忠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本报乌鲁木齐10月19日电（启洋 记者 李润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检委今天透露，截止到10月18日，全区共清理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62人，撤资退股金额267万元。

　　据了解，在清理出的62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中，发现有厅级干部参股，并有个别干部“宁愿丢官，也不撤股”。

　　自治区纪检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除这62人之外，不排除还有一部分人存在侥幸心理，正在观望。另外，“隐性撤资”的情况也有可能存在。

　　自治区纪检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实际的撤资应该大于最后统计的撤资数量。很多参股官员会撤资，但不一定在登记表上“自我举报”。而隐性撤资的问题在于，风头过后，仍有可能继续参股。

　　自治区纪检委执法监察室一位负责人表示：“官煤勾结的确难以取证”。对部分官员无资金注入，用权力入“干股”的情况，清查难度最大，因此，要求官员主动撤资不可能彻底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还必须从制度和立法层面来考虑。

中新社太原十月二十日电(记者张恩)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因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成为山西第一个落马的省级高官。

　　侯伍杰在任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时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邵建伟谋取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提供帮助，收受邵建伟十万美元、一块价值五万八千三百二十港元百达菲利牌手表和两万元礼金，收受他人价值八万余元人民币的六十件礼品。

　　二00五年七月，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并报中央批准，给予侯伍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鉴于其已涉嫌犯罪，检察机关已立案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今年九月被罢免侯伍杰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决不能废除死刑,杀光这些贪官.不能亡国!!

贪官李兴民刚任原安徽省县级亳州市委书记时，就从捉襟见肘的财政中耗资百万搞“大阅兵式”。全市1万多名干警和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置装，演练三日，肃立街头，等待他的隆重“检阅”。荒唐透顶的李兴民，据称患有“狂想症”的心理疾病。

　　李兴民的心理变态，尽管只是个例，是干部心理问题的一个极端，但折射出的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重视。记者在长时间的调研中发现，不少党政干部的心理健康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专家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对干部进行心理保健，以更好的心理状态迎接新时期的挑战。

　　●心理压力大：“常常夜不能寐”

　　记者曾与一个县委书记座谈，该县以群众上访偏多出名。为接待群众、处理上访，牵扯了县领导的很大精力。这位县委书记无可奈何地说：“常常夜里睡不好觉，担心哪里的群众又到上边去（上访）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基层领导，尤其是县级和乡镇主要领导，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往往压力很大，问题复杂地方的领导常有“焦虑不安”的表现。皖北的一位区委书记告诉记者：“现在有两个事情最头疼：一个是稳定，即群众上访，一个是计划生育。”这两件事处理不好，就会进全省的“后进笼子”，直接影响到领导干部的职务调整和升迁。

　　还有一种手脚不干净的领导，“谈腐色变”。由于时刻担心自己的腐败劣迹暴露，心理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根本无法安心工作。原安徽省涡阳县县委书记徐保庭（因受贿被判刑）在任时，记者曾与其有过多次接触，每次跟他谈及腐败现象时，他或者一再标榜自己廉洁勤政，或者有意回避，甚至豆大的汗珠往下淋，焦躁不安。

　　安徽黄山市委党校在对所属三区、四县100多位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中发现，目前黄山市干部队伍心理健康出现以下问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现象和“心理疲劳”症状；存在一定的“浮躁”和“压抑”心理；有些同志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

　　●心理压力从何而来？

　　记者采访了解，造成很多领导干部心理压力大、心理焦虑、不平衡、抑郁等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干部肩上“发展与责任”双重担子的重负不断加重。各地区、各系统、各行业、各单位，你追我赶发展经济的竞拼，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ＧＤＰ的评比排名次，干部个人升迁与实际绩效相挂钩等，增大了干部“发展”担子的压力；而“领导责任问责制”、“一票否决制”、“绩效评比考核制”以及对客观上存在的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人命关天”的突发事件的提防与忧虑等，使干部“责任”担子的压力骤增。一位地方主要领导说：“今天在第一把手位子上，但明天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

　　二是来自社会的压力加大。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机制正处于转型期，一些改革方案还不够成熟、不够健全。干部在发展与责任的双重压力下，还要再分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我国特有的官场关系和社会关系。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无论处在哪一级位置上的干部，都不得不重视营造、平衡和妥善处理上下左右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迎来送往、接待上访”，“左右逢源、四处结缘”，已成为当代干部典型的生活状态特征，这对干部无形中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一位在黄山市直机关任职的同志说：我们常常说做官先做人，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人情世故要不要？上下级关系怎么处理好？这些问题随时在拷问着我们。工作中讲人情世故不合适，不讲人情世故难免背后被人指责，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现在干部工作要群众评议，干部选拔要搞民意测评或推荐，平时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到关键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打低分。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与上级亲近，很可能就会遭冷遇，晋升的机会就会比其他人少。

　　三是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在社会上种种人际关系的交往中，还要克服和抵御因利欲诱惑而产生的心理困惑，这种诱惑的压力也能够折磨人的心灵。身为一名领导干部，随着交往的人群和接触的范围变宽变广，来自钱、色的诱惑随之增多。要做到清正廉洁，就必须经常保持拒绝这些诱惑的心理压力。

　　一位曾经在当地国有建筑企业任经理、后调到黄山市政府建委部门工作的同志说：我现在手中有权，过去在企业时的朋友、部下，有不少自己单干后成老板了，现在他们常常有事求我。最初偶尔在一起吃顿饭我也就答应了，后来他们发展到在饭后安排娱乐，比如打牌、桑拿，这样我就不敢去了。其实，看他们整日花天酒地，出手阔绰，我心里有时也不平衡：我能力肯定比他们强，可偏偏比他们寒酸许多。视金钱如粪土，说起来简单，但没有相当强的意志力，要抵制住这些诱惑谈何容易！我每天都在给自己敲警钟，可这种心理感受无法与人说。

　　四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干部作为“人”，他们也有家庭，也有妻子儿女。由于他们必须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成员的感情，影响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从而使一些干部在内心里一种愧疚感，导致在家庭关系中产生不和谐，甚至出现一定的危机。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也给党政干部的心理健康带来危害。

　　一位原在黄山市直机关任职，后来下派到县里任副书记的女干部在与记者谈心时说：在县里工作时公务多，而且作息时间不正常，自己家在城区，路途虽不远，却很难保证定期回家。日子一久，不仅照顾不了家，顾不上孩子的学习，夫妻生活也不正常了。现在即使回到家，因为工作累，只想休息，其他事都没心情想了。现在孩子与我渐渐疏远，夫妻感情渐渐淡漠，发展下去家庭就有破裂的可能。每天带着这么沉重的思想包袱工作，在人面前还得装成若无其事，真的很累。

　　●务必帮助领导干部提高的心理素质

　　黄山市委党校的一位专家指出，工作的压力、发展的压力、责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诱惑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以及家庭的压力等，使得党政干部这个群体实实在在地承受着比其他一般群体大得多的心理压力。接受调查的干部，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为此他建议采取措施对干部进行有效的心理保健，如在党校开设“党政干部心理保健课”，在每年干部体检时增加心理健康内容等。

　　安徽医科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何成森教授认为，领导干部和各阶层人士一样，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领导干部对社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因此他们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十分重要。何成森建议，把对干部心理素质的考察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既需要组织上的关心和帮助，也离不开干部自身的努力，包括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自觉锤炼意志品质，不断提高在各种压力、困难和考验面前自我调适的能力。

　　何成森说，从常规和常理来看，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能有合理、正常的行为，非健康的心理则会导致异常的或偏执的言行。领导干部因承受各种压力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一旦达到其意志力难以控制的程度，轻则难以处理好各种关系，影响工作成效，重则可能会贪污和腐化堕落。因此，提高干部的心理素质，应成为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干部队伍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制约着党和政府执政方式、执政效率及执政水平的提高；关系到整个干部队伍内部的和谐；也影响到政府机构能否快速、高效、持续、健康地运转。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专家王开玉研究员谈到，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打开局面，取得成功，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具备这一点，就难以保证自己的身心处于最佳状态，在各种矛盾和压力面前就会缺乏勇气和毅力，必然难以担当重任。

　　王开玉认为，从总体上看，各级干部的心理是健康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表现出坚定执着、乐观自信、沉稳平和、奋发有为等良好的精神状态。但也要看到，确有少数干部因为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十分关心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楼上所述，干部面临着的著多问题，应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而目前的中国，之所以显得比较突出，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干部制度、用人制度，从本质上还没有摆脱封建制度那一套！
    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两句老话：
1、听话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听话。因为喜欢用听话的，工作的压力、发展的压力、责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诱惑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以及家庭的压力等，自然就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这类人不具备方方面面的素质；
2、一朝步入仕途，只能上不能下。下来了，与论压力就能把你淹没；再加上只会拍上压下，没有其他专长，下来了可怎么活？
    对干部的评价，尤如一部电影中插曲“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所以，经常出现，一边在提拔重用，一边在违法犯罪。至于群众评议，先不说方法上的不科学性，发展到现在，又能用钱买了！
    现今，老百姓眼里的干部，已经没有几个是干净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查出来的是倒霉的、少数的，没查和查不出的是多数的。
    不是当干部的人都不好，而是好人进了这个圈子要变坏，否则你就站不住脚！

“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这种方法论听着一套套的，比戏文还压韵上口，但中听不中用，这种倡导人——良知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真正的依靠——体制与环境的方法是靠不住的。这种靠不住的方法出自昏庸到也罢了，若出自无所谓就实在可怕！我看是后者，其误人误事误国的苦果是肯定要结的，将“误”改为“亡”也不过是量变与质变的问题。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决定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称《公约》），对此，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沙平分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张智辉表示，《公约》获得批准，将推进我国刑事法制改革。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在有些地方与《公约》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公约》被批准后，相关修法工作就要尽快启动。他举例说，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对医生收取病人家属红包的行为，很难予以打击，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才构成职务犯罪。由于医生在收取红包的过程中，没有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所以无法定罪。但是，依据《公约》，医生的这种行为可以受到惩罚，因为《公约》规定，只要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就构成受贿罪。

　　邵沙平向记者介绍说，《公约》界定的腐败犯罪，反映了国际社会在控制腐败问题上的最新发展，涵盖了贪污、挪用和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影响力交易、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等各项严重的腐败行为，和我国现有法律相比，扩大了腐败犯罪的范围。

　　她表示，全国人大批准了《公约》，说明我国将按照《公约》确立的反腐败法律原则和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机制。这标志着我国在反腐败领域将采用最新的国际法律标准，还将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张智辉谈到，据此，我们不仅要适当修改和制定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还涉及到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司法协助法》。在实体法上，要适当地扩大刑法对域外犯罪的管辖范围，以使中国刑法更有效地适应惩治腐败犯罪的需要；在程序法上，张智辉主张，应当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增加证人保护和举报人保护的规定，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增加刑事没收程序的规定，适当赋予反腐败犯罪侦查机关特殊侦查手段，以与《公约》中业已确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相关机制相协调。

　　邵沙平介绍，依据《公约》，各缔约国的合作和协助义务主要包括：第一，建立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的制度；第二，建立直接追回财产的制度；第三，建立通过没收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制度；第四，建立确保没收的国际合作的制度。

　　张智辉说，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分子，“得手”后一般到发达国家生活和消费。依据《公约》，各缔约国要携手打击腐败犯罪，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国家依约遣返我国逃往该国的腐败分子。因此，批准和加入《公约》，不仅直接导致过往已经逃出国境的腐败分子将有更多的可能被遣返，而且，加入《公约》后，对腐败分子出逃行为的威慑力更是不能低估。

应该说是好消息！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2003年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