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

2、周总理接她们去打球

　　9岁那年，爸爸交给平平一封信，让她送给妈妈。她自己倒汽车、挤火车，又步行十几里，赶到在农村“蹲点”的妈妈面前时，妈妈愣住了，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专门来送一封信？

　　等她拆开信一看，才晓得这是少奇同志教育与培养女儿的一次实践，以此锻炼她的能力。

　　留在平平记忆里童年唯一的特殊，是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们的接触。她两次和父母一起上庐山开会，平时也有许多机会见到领袖们。在她的眼里，他们都是亲切随和的叔叔伯伯。

　　毛主席最爱逗小孩儿，一见到平平他们，就用手指做一字状、圆形和“人”字说，这是平平、源源和亭亭。她和主席在一起看京剧《铁弓缘》，武打中，关肃霜扮演的角色将枪踢给了对方，平平天真地问：“怎么把武器送给敌人？”

　　毛主席连连称赞道：“有阶级斗争观点，将来可以当中国的女总理。”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见到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改名，叫京京！”因为原先叫北平的这个北方大都市，现在已改称北京，成了全中国的首都了。

　　刘平平和周总理接触较多，关系也格外亲密。1963年的一天，总理突然打电话让平平和几个弟弟妹妹去打乒乓球，他陪着孩子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周总理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家。此事过去很久，平平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原来，总理从情报部门得知，当时正在柬埔寨出访的刘少奇主席那天下午面临一场谋杀，为了防止万一敌人对刘少奇子女也进行攻击，他就在采取措施的同时，把孩子们也叫到了身边。由于措施及时，刘主席安然无恙。消息传来，总理才放心地让孩子们离去。在送孩子们走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平平说：“要好好地爱你们的爸爸。”

　　领袖们在孩子面前流露的普通人的爱心和天性，对平平的成长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小时候起，她各方面的表现就十分出色。品学兼优的她从幼儿园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官”，班长、中队长、大队长，甚至宿舍的舍长。这就是她的童年，一个红色的童年。

　3、“文革”中，她成了造反派陷害母亲的人质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时，16岁的刘平平也是一腔豪情，誓死捍卫毛主席，要与“帝修反”斗争到底。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还把一直是学生干部的她推出来，当了头儿。平平与同学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刷标语、穿军装、唱造反歌、“破旧立新”。

　　只是出于善良与人道的本能，平平比同学们多了几分冷静，她不赞成打人、搞武斗，而在其他诸多的“革命”行动中，她则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是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家里人中，对平平照顾最多的是从小把她带大的外婆，她们之间格外亲密。可平平一旦认定外婆房里的青花瓷器是“四旧”，也毫不留情地一件件抱出去砸了。

　　这件事给平平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她说：“多少年以后，当我回忆往事时才发现，这段似乎最为神气的红卫兵经历，却和少年时代挨饿的滋味一样，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记忆里。”

　　1966年年底，平平与红卫兵战友们一同外出串联，可等她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最尊重的父亲已经成了批判对象，要求她退出红卫兵的勒令，一串串接踵而来。

　　1967年1月6日，这天，师大一附中红卫兵突然安排召开批判“黑苗子”刘平平大会。刘平平被迫走上讲台，用十几分钟作了一番检查。她实在无话可说，而且从心底里感到委屈与伤心。在作了检查后，她没有按在场的红卫兵要求，一直不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又突然通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和她谈话，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了人质。阴谋是这样的：把刘平平引出校园后，有人就把一个电话直接打进中南海国家主席的家里，说刘平平因为在学校受批斗极度伤心，返回时被汽车撞伤。

　　这个消息震惊了刘少奇全家。还是王光美心较细，她亲自接过电话询问处理措施，听说打了强心针，她产生一丝疑虑：抢救方法不对呀！于是，她就挡住刘少奇，没让心急如焚的刘少奇外出，让源源和亭亭先去看看。结果刘家的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一到医院，就被扣住，那些人还逼着亭亭给家里打电话，说姐姐不行了。当时才七八岁的小亭亭吓坏了，刚拿起电话叫声“妈妈”就哭起来。家里以为出了大事，刘少奇同志执意和王光美一起来到医院。

　　精心策划了“智取王光美”的红卫兵，没有想到少奇同志会一同出现在医院里，一下子全愣了。还是源源反应快，跳起来大叫：“妈妈，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就是为了抓你！”

　　王光美果断地把刘少奇推进汽车，让司机快走。

　　几个月后，1967年10月13日的深夜，中国两位在“文革”期间成了两个阵营代表人物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是从刘平平负伤这件事开始的。

　　毛主席与刘少奇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平平的腿好了吗？”事实却是，刘平平的腿没有伤，而其父亲刘少奇的政治命运走到了最后时刻，作出这个致命判决的是刘平平曾誓死捍卫的伟大领袖。

　　父母的厄运终于成了事实，共和国主席的女儿最终把一颗迷惘的心投向书籍，寻找答案。那些日子里，空荡荡的北京图书馆里，管理员常常看到有个姑娘专心捧读的身影。

　　原先要好的同学们早已和她这个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之女保持距离，妹妹们还小，只有比她小一两岁的源源是唯一可交流想法的对象。几乎每天晚上，姐弟俩都相约到天安门广场谈心，从马克思谈到毛泽东，从巴黎公社谈到秋收起义。天安门红墙下，两个天真的中学生感到在中国已是万般无奈，他们甚至想离开这个国家，参加援越抗美，献身国际无产阶级运动！

　　1968年的新春，对平平毫无温暖可言。爸爸妈妈早已不知道被隔离在哪里，姐弟几人分别住校，连最小的妹妹小小也和赵阿姨一起被赶出中南海。3月26日，平平突然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进去以前搜身检查，甚至把发卡、裤带也拿走了。起初天天提审，追问家里的一些事情，到后来，再也不问什么，日以继夜地被关在几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

　　19岁的平平先后被换了三次监狱，整整过了18个月的痛苦日子。

4、改名“王晴”的刘平平拿到四个学位

　　后来，平平又像同时代的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她的知青生涯是在山东的一个军马场度过的。她说：“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印象和感觉。”

　　平平用十分怀恋的口吻回忆道：“军马场分配我做咸菜，我扛过200斤重的大麻袋，咸盐蜇得手脚裂口，但我生活在人和自然中。山东的人很厚道，那里是黄河入海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奔腾不息的大河，我能长久地置身这样的景色中一动不动，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粉碎“四人帮”，刘平平与她的弟妹们才回到了北京。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含冤而逝的父亲的骨灰也还不知去向。但是，他们刘家的几个子女，不光被允许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还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代大学生……

　　学有所长的刘平平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出国时，刘平平已经31岁，国家规定她在5年里拿到学位，可1986年她回国时，已经拿到4个学位：家政系食品专业学士、食品营养科学硕士、食品营养硕士和营养教育博士。

　　回京后，作为王光美的长女，平平一边跑妈妈的释放，陪妈妈治疗，一边以高分考取了公派留学。当她在大洋彼岸的纽约亨特大学上第一课时，竟然激动得夜不能寐，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畅叙多年求学终如愿以偿的喜悦心情。
平平的博士学位指导教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索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她：“王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

　　值得说明的是，卡索教授是在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才知道王晴的真实身份。他在给平平的电话里感叹：“我现在知道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了。”

5、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在她手上投产

　　1985年，平平回国探亲，对国内的变化十分吃惊。农贸市场鲜活食品应有尽有，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已当上了副省长的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更使她感慨万分。

　　在美国求学的最后一年里，朋友们都感到平平的明显变化。王晴不爱说话了，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几年后，在国内，平平才谈起这一段的心态：“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认为，我再也没有权利说中国该怎么样了。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儿，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特别是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当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活了下来，有家庭有孩子，还在国外读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心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平平对我国的饮食习惯、结构、供应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她从“热狗原来是凉的”开始注意西方饮食。经过比较研究，她认为，中国人平均寿命较长，证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因此，与其改造人，不如改造食品，而且必须建立在符合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通俗地说，就是不做面包做馒头，不做虾条做油条，不做牛奶做豆浆，但小作坊式的生产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食品工业化是个重大问题。中国食品制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难度。

　　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成了平平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决定从豆浆入手，付诸实践。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平平做完了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里，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投产，袋袋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与此同时，平平的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教师说，这是唯一一篇理论实践同时实现的论文。

　　食品研究所在北京的机构改革很有特色，平平讲的却都是问题。1988年，她制定了一套旨在奖勤罚懒的改革方案。方案出台后，一个工人闹到所长办公室，扬言要跳楼。王所长一点儿也不怵，讲明道理后说：“跳吧，你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恐怕连追悼会也没人给你开！”几个月后，包括这位工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尝到了改革的好处。

　　值得欣慰的是，她得到了社会肯定。平平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开心地说了一句笑话：“源源一辈子都想得到的劳模，让我先得到了。”

　　她改变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参加工作后，严肃声明：要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绝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办任何事。但是刘平平也好，王晴也罢，她却永远摆脱不了父亲的影响。和“文革”中摆脱不了家庭厄运一样，平平时至今日摆脱不了这种苦恼。但是，和公平最后属于她的父母一样，历史也会同样给予她的儿女。

1956年4月某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去广州，叫刘亚楼准备好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毛泽东应该有专机了，但中央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作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于是，刘亚楼那天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人民空军组建不久，驾驶员水平不高，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待。
　　可是，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得知此事的周恩来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安排，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最优秀的驾驶员，各个环节严格操作，确保飞行安全。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型的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最后确定使用里-2型飞机。
　　刘亚楼又从众多飞行员人选中挑出胡萍。胡萍在陆军当过团长，到空军后任飞行团团长，曾多次担任过接送中央首长的任务，驾驶技术好。
　　5月2日上午，毛泽东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登上了里-2型飞机。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安全抵达广州。
　　5月29日，毛泽东结束了对广州的巡视。刘亚楼命令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率领3架里-2型飞机去广州接毛泽东一行回京。5月30日，机队由广州飞长沙、再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在武汉等了4天。6月4日上午，空司气象处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中午12点多钟，何廷一乘机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中央首长乘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三架飞机，三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班。
　　当飞到河北上空时，何廷一大吃一惊，西面和北面电闪雷鸣，雷雨云层可达1.5万-2万米。而里-2型飞机时速慢，升高极限也只有4000米，无法从云顶飞越。飞机如若遭遇雷电袭击，就有可能机毁人亡；更要命的是，由于强大雷电的干扰，使飞机上无线电通讯完全失灵，何廷一与后面的飞机失去了联系。
　　天气恶化，情况突变，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当何廷一的飞机穿出云层降落后，刘亚楼急忙向他询问情况。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更是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喊哑了嗓子，也没听到空中飞机的一丝回音。刘亚楼暴跳如雷，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人们在焦急中熬过了近一个小时。终于第2架和第3架飞机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平稳地降落地面。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
       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从此，火车成为毛泽东到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工具。

曾主管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工作，并在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此前基辛格秘密来华时担任警卫工作负责人之一的邬吉成，有幸耳闻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许多未能尽披于史册的历史过程的细节。

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１９７１年）６月末就悄悄地动起来了，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周总理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参加。周总理还与外交部、民航总局领导议定，派一个“接客”小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接基辛格来华。
“接客”小组分两部分：领航组有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总队长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报务员王今亮；接待组有负责会谈事务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翻译唐闻生，负责日常生活安排的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４人。
接待负责干部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司机，均作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外交部接待组的人员，也被要求不准带小本子，领导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报废了
“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我连警卫都没有告诉。一会儿，他可能会因为找不到主人而急坏的。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基辛格讲述着诙谐的故事，笑声洋溢在机舱。
也许是为了表示正式吧，章文晋虽精通英文，但谈话时还是通过唐闻生翻译。基辛格告诉章文晋，他此行的目的是宣告美中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最好首先就整个国际形势取得一致看法。章文晋表示，周总理准备就广泛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基辛格随后又问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情况。气氛慢慢地轻松起来。
基辛格给中方接待人员的第一印象是反应敏锐，知识丰富，精力充沛。但他的英文发音很怪，开始时不大容易听懂。考虑到北京的紧张活动，双方闲谈了不大一会儿，就分开休息。中方在前舱，美方在后舱。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越过了国境。
一切都仿佛在悄然之中，连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法兰也被蒙在鼓里，但有传闻说这一趟秘密之旅，差一点天机泄露。
基辛格登机时，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过职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贝格，不知为何也在机场，他发现了基辛格。“那不是基辛格吗？”他凑到机场负责人身边。“是的。”机场负责人脱口而出。“他去哪里？”“中国。”“他去干什么？”“不知道。”一切都在下意识当中。
贝格在无意中获此重大新闻，喜出望外，随即向报社发了一条急电：“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已于７月９日凌晨４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７０７飞机飞往中国。”
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到来电，吃惊得不敢相信，大骂贝格“荒唐”，把电稿归入了废稿栏内。一条本来会震惊世界的新闻，就这样报废了。

毛主席哈哈一笑说：那是放空炮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回事。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显然，美方误以为这是中方特意这样做的。
其实，给下榻的外宾房间送新闻报刊，是国宾馆的例行公事，但这件事还是被汇报到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那里。周总理明确交代，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由下榻的外宾自愿选择提取。这件事后来又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听罢哈哈一笑，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在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
４天之后，也就是７月１５日，一份“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公告，由中、美两方同时向外界发布。美国时间的当晚７点，总统尼克松突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他笑容可掬地对美国观众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做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于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至１１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娶叛徒文静做老婆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写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动宣传品，并参加反动广播和宣传演出。后来，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高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张春桥一路高升，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想与文静一刀两断
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其同伙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有关文静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向中央写报告决定离婚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知。考虑到影响，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担任了中共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飞黄腾达后欲找“伴”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剪开信封，是一张白色道林信纸，信中写道：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9月21日，徐景贤约张春桥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１９９８年１月保外就医。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朱德的养生之道持重而平和。保健医生对他的养生方式总结为：性情超脱，善制怒；书法棋艺，调气血；酷爱运动，养体魄。
身体底子好  他说他感谢母亲给了他一副好身体，使他在应付各种艰苦环境时有了可靠的“本钱”。遗传固然重要，但自我保养更重要。他身体一直好，与他善于自我保养是分不开的。
他生来体质好，从小劳动，青年时代就喜爱运动，历经磨砺，所以能一直保持一个好身体，党内外公认他“身体棒”。他当过体育教师，后来长期过着军旅生活，更重要的是一生重视体育锻炼。50多岁还能打篮球，在全党全军传为佳话。解放后仍坚持锻炼，他的锻炼方法有多种。
一是散步。他十分重视，持之以恒，几十年如一日，每次都要达一定运动量。二是爬山。1975年89岁时，他还在爬山。三是游泳。他喜欢在大海中游泳，一直坚持到逝世前。他晚年得了糖尿病后，表现的科学态度和毅力是非常惊人的，食物要先称重和计算。厨师半开玩笑地说：“这哪里是炒菜?简直是做化学实验嘛!”
谦和大度  “文革”期间得势小人把“朱毛会师”改成“毛林会师”，攻击他是个“黑司令”，“连一天总司令也没当过”。对此，他的回答是：“这种说法对别人一点损害都没有，只是否定了他自己。”真可谓掷地有声。
酷爱书法与兰花  朱德同志一生酷爱书法艺术，是碑帖的热心收藏者，书法造诣相当高。他每天坚持练毛笔字。他酷爱兰花也是出了名的，这也是一种怡情又运体的综合养生法。
大凡领袖人物，都会有一种经历风雨后形成的从容、豁达的气度，一直在险峻的斗争风云中冷静观变，保持独立操守和独立观点的朱德也是如此。他是在日理万机的艰辛及“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事变中保持着健康。

“家属”也能智斗敌
中央特科在１９２８年４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在它成立之初，就任命陈赓为科长。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便搬来和他住在一起。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王根英从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 在知非三岁的时候，有天独自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就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床头的枪，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她便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走了。

险遇“剿匪”司令钱大钧
１９２８年陈赓在中央特科主持情报工作时，有一次从上海前往天津执行任务。火车行经南京停车的时候，陈赓突然发现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其时已经调任国民党江南“剿匪”司令的钱大钧。钱大钧早在黄埔军校就认识陈赓。当火车离开南京以后，陈赓本以为可以避开他不被发现。哪知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来到陈赓乘坐的车厢，对他说道：陈先生，长官有请。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给他看到了。但他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那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陈赓心想事已至此，只得去了。陈赓走进花车，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了，叫副官跟上你的。及至陈赓坐下，他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钱大钧哪会相信，望着他又问讯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就想法子应付过去。陈赓还说，中途要下车，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这样闲聊一阵，陈赓便走开了。火车到了一个车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的时候，才又迅速登上了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坐下。这时他已被钱大钧的手下盯住，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说：“陈先生没有下车啊，长官请你。”陈赓又壮起胆子去了。因钱大钧在黄埔军校教过他们的课，总算有点“师生之谊”，陈赓对钱大钧谈起黄埔往事，晓以大义。由于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留下深刻印象，他若抓捕陈赓，将会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自找麻烦。所以，钱大钧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做个人情。因此闲谈一阵，就让陈赓走了。

吃西餐
1927年8月，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陈赓左腿中弹，他以血涂抹一身，诈死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党组织安排警卫员卢冬生陪他到香港治伤，而当时香港当局正在缉捕从内地跑出来的红军。医院不敢收治枪伤病人，到街上又遭巡捕驱赶，陈赓和卢冬生一时无立足之地。见马路中间有个厕所，陈赓请卢冬生背他进去坐一坐。此时，两人肚子饿得咕咕叫，而陈赓身上仅有20元钱，他摸摸肚子说：“叫一份西餐来吃才好！”卢冬生非常老实，就跑出去叫来一份西餐。送餐的跟着他来到厕所边，发觉不对头，将他们臭骂了一顿。陈赓也不生气，拍着卢冬生的肩膀哈哈大笑。

冒充爸爸
抗大一队有不少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多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可陈赓却不管这些，照样和她们开玩笑。一次，肖华的未婚妻王新兰等女演员给来延安做客的国民党人演出，在卸装时，忽见一位身着国民党军装的陌生人走上台来，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说：“快跟爸爸回家！”王新兰气得全身发抖并高声向她们队长求援：“队长，你看这个人讲不讲理，我怎么会有国民党的爸爸，哪有这样冒充人家爸爸的！”队长说：“别怕，他是咱们红军师长陈赓，他逗着你玩呢！”

给彭总吃白水萝卜
1943年5月，前总由麻田转移至太岳。陈赓得知前总到了太岳地区，亲自到总部驻地表示热烈欢迎，陈赓还让杀猪宰羊，以示慰劳。彭德怀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从不允许对他有特殊照顾。不过，陈赓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彭德怀的清规戒律。陈赓还告诉何廷一一件事：“有一年彭总来视察，我开了个玩笑，让他吃粗茶淡饭，我呢，则关起门来吃好的，并且磨磨蹭蹭不出来。彭总等急了，便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日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